《大公報》11月8日，刊出中科院特約研究員蒯轍元的評論文章，說「中聯辦出手捍衛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更讚揚「中聯辦做對了」，斥「反對派」議員是賤骨頭，認為中聯辦應當強硬地「支持」港府依法施政，「反對派」終將要習慣這一點。更進一步將之説成是中聯辦的職責，若對香港事務「如果不管不問，那就是失職」。
早在中共建立政權時，即1949年香港還受英國管治，中共已有國策，如何處置香港，即所謂「長遠打算，充分利用」，97延伸至「一國兩制」。在英殖時代，香港沒有發展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源自中共和港英間的默契，而戰後的「非殖化」沒有延伸到香港，是源於中共當時忙於建國內務而無意收回，在非殖過程中，一些國家更出現內部分裂，分裂後獨立成新的國家，香港當時卻沒有將「獨立」搬上議程，我認為是現狀令英國無損，故無意沾上半點麻煩的緣故。
中央涉足香港內政，早在香港97金融危機和2003年「沙士」時期，已有跡可尋，從2003年前的「不干預」、「不介入」，繼而其後的「不干預但有所作為」。最後演變至今，中聯辦已變成明目張膽的插手和指導政府施政，更而指導各政治力量「支持」政府政策。就這得寸進尺行為的背後原因，在身兼行會議員的葉劉淑儀今番説話也見「露底」，她説 ：「問題係特區政府自己的力量唔夠，如果佢力量夠，冇人質疑佢決定，冇人查，根本唔使捍衞」。前朝政府，不論是董建華或曾蔭權充任特首的，在中共眼中，都是弱勢政府，而按中共的解構邏輯，是「愛國愛港」陣營不敵「反對派」的緣故，令香港施政失效，中聯辦便出手領導和團結這個陣營，一致抵抗「反對派」的勢力。今次的電視發牌事件，正是這個策略的具體實行。
中聯辦干預港共政府施政，固然是一項違反《基本法》的行為。相關的章節是《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從政治體制的安排上，特首和立法會有責任捍衞《基本法》，制止中央干預，不致令《基本法》遭受踐踏。但如今兩者雙雙甘願唯中聯辦馬首是瞻，同告失陷，齊齊協助中聯辦違反《基本法》，只剩下「司法」和制度外的「民權」力量，抵禦中聯辦的干預，而「司法」力量，是被動式的參與，有案件提上法庭，才可進行判斷、裁決或定立規則，無從主動出擊。這兩股力量可以撐得多久，不得而知，但已令人感到岌岌可危，擔心遲早也被馴服。
立法會議員是監察和影響政府行為的恆常制度內組織要員，亦身兼體現民權的要務責任，建制派議員現在公然接受中聯辦指點香港江山，是充當中聯辦違反基本法的幫凶，理論上，這可以被視為「顛覆香港」和「顛覆基本法或一國兩制」的行為，自然邏輯上是於法不能容忍，應受到懲治，相關具體法律，值得考究。在法律基礎而言，實非無的放矢，除了上述《基本法》22條有言在先，便是立法會議員履職時必須提呈的法定誓言可以佐証，要留意的，誓言中沒有提及中國，只提及香港和基本法，亦即是說，只有香港和基本法，才是立法會議員的唯一效忠對象，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更加不是中聯辦。立法會議員的履職誓言是這樣的：「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面對指控，建制派已築起了防禦，相信亦是中央政府的密令，便是將中聯辦的干預「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和「正常化」（normalised），試圖將干預變成合情合理，屬於制度的一部分，甚至是將之扭曲為符合基本法的「合法」行為，將干預說成「溝通、接觸、關心、了解或認識」。因此，葉劉淑儀便指出，中聯辦出手是「無可厚非、不足為奇」，當有人指中聯辦做法並不恰當之時，更反咬指「可能啲人潔癖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