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頌朗
從書本說到文字，雜誌到網絡媒體，十二月七至八日的九龍城書節均對香港的文字工作帶來不少啟示。筆者出席了開幕座談，由陳智德、張鐵志、俞若玫和梁國雄主講的「文字．革命．生活」講座，和第二天張鐵志與劉細良對談的講座「媒體與轉變中的香港：《主場新聞》vs《號外》」。兩個講座也不約而同地講及文字掀起的變革，本文將以筆者思路拼湊而無分兩個講座的先後。文字的力量已變得越來越大，更非專業人士的專利，順應著時勢也許能掀引浪潮，對社會和文化帶來更大的衝擊。
最早的文學就是歷史，所以先從歷史說起，陳智德說自己寫《地文誌》是因為本土缺乏聲音，未有將一代的歷史傳給下一代。「關於香港本土歷史的教育課程，同學去到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便一片空白。」一語中的說出教育制度的漏洞，越近代的歷史，我們的認識就越朦朧。不在課程當中是否等於不重要呢？片面地去認識這個城市的歷史，只懂得將香港歷史分作三個階段，從小漁村到轉口港到國際金融樞紐，對我們認識自己的城市又有多大作用呢？陳智德書中引用維園抗爭史一例，九六年青年藝術家潘星磊向維園女皇銅像潑紅油，沒有媒體指出同樣的事情早於七十年代反對殖民教育時已有發生。利用制度使人忘記，是當權者的專利。米蘭昆德拉的笑忘書就曾說道：「人民對權力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可是總會有人記得、知道、願意帶領民間站出來。
梁國雄在台上一眾講者之中特別顯眼，不單是因為他坐著輪椅，而是他抗爭的形象人所共知，與其他在場以文字作抗爭的作家有別。他一發言就惹來其他講者側目，因為他說香港二十多年來根本沒有深刻體現香港本土時代精神的作品，起碼在他眼中沒有一本覺得深刻。他指大多數作品，文字抗爭的對象都是自己。可是，當抗爭對象是自己的時候，這場抗爭根本就不會結束。雖然他沒有解釋怎樣的抗爭才是不為自己而為時代改變，不過發人深省的是陳智德冷冷的一句回應：當然香港有體現本土精神的作家和詩人，何達、鄧亞藍等人，不過在商業化的書店和出版文化之下，他們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是零嘛！
制度和商業，促使文字的力量要從民間爆發，讀到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引述王光亞總結學者的研究，歸究政府管治困難原因於本土主義興起、青年對黨反感等等，讓筆者認為政府願意建立本土文學空間的機會微乎其微，因為文學基地就是醞釀本地意識的搖籃，這個使命現在便落在本地作家、學者身上。
我城從來不乏作家或文字工作者，可是問題出現在於如何保存珍貴的香港文學，讓後人不用從零開始，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要求西九文化區建立文學館，到自行籌辦香港文學生活館，背後推動著的理念就寫在精美設計的單張上：「社會需要文學，文學需要居所，香港需要文學館。」文學生活館需於2014年3月前籌得30萬的種子基金，才能開始運作，收藏本地文學精粹的同時，還要教育推廣交流研究出版。這是第一道民間的力量。
第二道民間的力量是復興傳統傳媒的理念。《主場新聞》創辦人之一的劉細良與《號外》主編張鐵志，雖然分別站在新舊媒體之上，但劉細良也坦言承認自己根本是個很Old-School 的人，只是以新的方式去包裝傳統傳媒的概念，招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跳出商業框框去做自己認為重要的新聞。張鐵志上任《號外》主編將近一年，今年2013年的號外，就是要走出單元性的價值，與社會對話，形成一把獨特的聲音。從青年的力量談學民思潮，到LGBT、城市發展、獨立音樂甚至帶來國際視野的一期「紐約」。一個變革者不問一件事有沒有能力做到，而是問這些事應不應該做。
群眾是第三道，也是最大的力量。千禧年冒起民間的力量，隨網絡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龐大。張鐵志說雖然香港很多東西，如一國兩制、營商環境、公共空間等等正伴隨著香港的核心價值消逝，但請不要忽略同一時間新興的力量。網絡媒體開始百家爭鳴，主場獨媒輔仁評台，都見證著人與資訊的關係模式上的轉變。由以前從上而下，專業記者將消息發佈至廣大市民，到今時今日市民於朋友圈子中發布新聞消息，評論見解，越多人分享討論反而影響主流媒體，方向轉為從下至上。張鐵志在講座開首時便說道：「書寫有了公共性，才使文字可以抗爭。」以文字觸動更多人的心靈帶來改變，是每個文字工作者的一個卑微又偉大的願望。更多人參與以文字帶出獨立的聲音，也是文字的唯一出路。
這三道力量，加上來的影響不可忽視。猶記得會場兆基創意書院門外的路燈燈箱上，貼著 “Where Has My Dream City Gone?" 的貼紙，如此惋嘆香港已死，幾乎等於舉白旗投降；可是，我們仍可見一班人願意捋高衫袖，動手撥開泥土，希望在石屎瀝青之下找到一點什麼，去證明這個叫「香港」的地方，真的屬於香港。堅守文學、革新傳媒、開放文字，這正正是書寫中潛伏而待的變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