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無業──重讀香港工業式微的另類原因

Joe Studwell新書，談論亞洲，卻選擇性遺漏香港。是他不理會香港嗎？

他以記載近代亞洲經濟發展史及富豪軼事而成名，去年出版新書《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剖析日本、南韓和台灣為何經濟成功，中國亦步亦趨，而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則失敗。

圖片來源：八旗文化網頁

作者歸納出三個秘訣。首先，台日韓三地政府在戰後實行土地改革，以家庭農業增加產出，創造巨額儲蓄和內需市場。其後是政府推動工業，實行出口規訓，要求提升生產技術和強迫本國製造業出口產品，質量達至國際標準，淘汰品質差劣的企業。第三是政府不統一補貼工業，而是控制銀行業活動，集中資本到小農業和製造業，促進長遠經濟發展，而非短期獲利，又盡力阻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干預本國財金政策，例如開放市場。東南亞政府要麼不去做，要麼沒有決心。

Studwell明言這個分析不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因為香港是個離岸中心，競爭力「來自其專業化的貿易和金融服務，同時卻享有比其他國家更低的結構性日常開支」（第16頁），在財政上較其他地方佔優，而且香港不能獨立存在，要依賴其他地區。

他的解釋，只是部分正確。香港的財政結構固然跟周邊國家不同，但的確出現一陣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發跡史，並反照出政府不推動工業的缺陷。

睇數：製迼業由盛轉衰

在1971年，香港有47.0%的就業人口從事製造業，到1981年跌至41.2%，1991年26.1%，到2001年的6.6%，2011年的3.1%。在1987年，87.6萬人從事這行業，1991年仍然有66.5萬人，2011年只留下11.2萬人。

相反，服務業的僱員，由1971年的佔41.3%，到1981年的佔47.1%，1991年的64.3%，2011年躍升至88.7%，共318萬人。

當中，從事金融和保險，地產以及專業及商用服務的，在2011年有19.2%，68.9萬人。

看看GDP數字，跟貿易、運輸、金融和地產等相關的服務業佔香港GDP比例，由2000年的87.3%，增至2012年的93.0%，達1.87萬億港元。

同期的製造業比例，由4.8%減至1.5%，只有306億港元，不到服務業的2%。

回頭一看，在1997年，製造業比例是6.5%，1981年是22.8%，1971年是28.2%，佔總GDP超過四分之一。

比較一下，服務業的比例，1971年只是62.7%，製造業的貢獻是服務業的45%左右，大得多。

【注意：政府統計處曾經改變計算GDP的方法及數字，因此比較只作參考之用，並非完全反映兩個行業及年期的差別。】

製造業式微，不僅是北移的故事

本地製迼業業式微，故事不僅是廠商壓低成本，北移工廠這麼簡單，還有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不能協調，港英政府沒有積極扶持工業，廠商沒有升級產業等情節。過往讚譽的製造商靈活多變，大抵是善用親屬和同鄉網絡接收多方訊息，壓低成本。當然，沒有冷戰隔絕中國和西方貿易的背景，香港工業發展史一定被改寫。

要闡釋這些觀點，很複雜。學者李劍明和羅金義，以及趙永佳和呂大樂整理一系列解釋香港工業演變的文章。下文為當中精粹：

1. 主流史或殖民史中，香港工業化只被視為一個戰後現象。在二戰之前，香港製造的產品不只在國內市場銷售，也行銷世界各地。主流史忽略戰前工業化的原因之一，是製造業部份的發展完全在殖民地計劃和西方經濟活動之外。（李和羅，導言）
2. 在香港的英國商人努力使政府維護他們的商業利益。這些龐大的利益來自銀行業、貿易和地產市場，並通過不斷發展中的轉口貿易進一步積累。其力量之大，足以反對政府增加稅收和支援不直接跟貿易相關的開銷。（李和羅，導言）
3. 結果，殖民地政府不會大力介入工業政策，「因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金融資本家之間的利益並非協調一致，而工業資本家（以華資為主）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因此，殖民地政府拒絕了工業資本家的訴求，包括獲得更便宜的工業土地和建立工業銀行。」（李和羅，導言）
4. 政府並非奉行自由市場（例如她大力興建公共房屋，間接減低勞動生產成本），卻用此為名，不直接支援工業。即使工業化有可能在不干預政策之下進行，香港能否進一步發展經濟，依然取決於技術能否升級。香港的工業以出口為主，其主要特徵是通過國際轉包進行原配件生產（OEM），香港製造業的競爭優勢是低工資和低度的產品多樣化，其設計和技術含量偏低。（李和羅，導言）
5. 因為政府的「自由市場」擋戰牌，以及金融部門不配合，工業家發展出一項生存技巧，就是投資工業時，投資者的願望是尋求快捷的利潤，於是要靈活對應市場轉變。當時大部分的企業也是中小型，靠著西方和日本的訂單生產貨品，不涉及自主研發。然而，這又限制創業家升級技術，碰上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廠地皮價值和工資上升，廠商轉移產地，不少的落腳點是廠商的鄉下，前店後廠。香港製造競爭優勢就逐漸消失，轉戰金融地產業。不少低學歷的工人在服務業掙扎求存，並成為香港社會階層二元化的主因（趙和呂）。很多香港人也懷緬當年，人人胼手胝足，共創繁榮。

四大支柱　六大產業　成效有限

上周五，中國總理李克強說，中央政府繼續支持香港，保持並且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內地正擴大開放服務業，香港可乘著專業優勢，「近水樓臺可以先得月」。這是重覆香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定位。

新書《以銀為本》指出，四大支柱和六大產業，看似是運用知識型經濟的優勢，推動香港經濟。但這些垂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

很簡單，有了以千萬計的自由行旅客，藥房只要儲備足夠奶粉、藥物和化妝品，財富自會滾滾而來，還會有空思考新業務麼？單是沙田市中心的幾家商場，就有四家屈臣氏，三家萬寧，還有至少五家藥房。商鋪租金高昂，只有連鎖店才能付得起，個體戶和自家品牌越來越難生存。從業員即使賺取不錯的入息和佣金，但晉升階梯有限。

王慧麟近日也撰文評論重點產業，前景黯淡。例如環保產業，政府的環保政策龜速推行，廠家看不到前景，不敢冒進。假如不是因為立法會否決堆填區撥款，相信政府不會財政支持回收業。沒有足夠人力支援，醫療產業只會空中樓閣（或者一窩蜂做產科生意賺錢）。香港物流業成本效益已到瓶頸，深圳港的吞吐量將慢慢拋離香港。香港機場可與泛珠三角機場優勢互補，但至今仍未解決空域重疊，廣州白雲機場就積極擴建，追趕香港。

往績不良　難看未來

時而勢易，過去香港的工業榮景，是一連串的政治經濟因素促成，難以重製。再者，國家規劃的香港，不會是個工廠城市，就連廣東省也籌謀升級轉型，發展高端製造業，例如電子器材、機械、環保設備等。即使重製，政府和廠商有否能力和決心追趕產品質素，也是疑問（正如上文提及的服務業呈現more of the same的趨勢）。

經濟學者曾澍基在2003年指出重點。香港經濟結構要成功轉型，「不可能依靠市場力量驅使企業自發轉變……政府應該轉變為提升本地競爭優勢的主要力量」。他遙遠呼應Joe Studwell的政府介入主張。（當然，如何避免政府過份扶植財閥，導致貪污和利益輸送，反過來減少競爭，甚至控制政府，這是一大疑問。）

《以銀為本》提倡搵慢錢，漸進、穩定、紮根土地，立足群眾的投資，減低資本流動對社會的衝擊。有了產業政策，才能討論人口政策，例如挑選短缺移民類別，和構思投放何種教育資源。李克強總理矢言「向污染宣戰」。如果香港認真實踐六大產業下的環保產業，既改善香港的環境質素，提高社會整體的健康水平；並開創科技產業，推動自主研發，同時亦能驅動勞力密集工業，說不定日後科研成果還可出口內地和外地，配合國策，同時養活萬千香港人。

主題圖片：星光實業總寫字樓。該公司以生產「紅A塑膠產品」聞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原文刊載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