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浩霖
八九民運是中國近代最大型的民主運動，如今看來，它雖然有著一些缺失，但是民眾的決心、學生的鬥志都值得今日我們學習。因此，筆者希望分析八九民運的不足，並將得來的經驗套用在香港的民主運動。
社會問題日益嚴峻
社會運動多因民眾生活困苦而起，八九民運亦然。
80年代，改革開放，中國由計劃經濟過渡至市場經濟，期間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官倒引發腐敗和高通脹，1988年通脹高達18%，民眾收入卻沒多提升，生活愈見拮据。國企自負盈虧，令虧蝕的企業削減開支，大批工人失業。即使是在職工人，收入和福利亦被削減，每月光是吃飯便用去大半工資。大學生亦不好過：他們大多工資不高，有些甚至找不到理想工作，對前景一片茫然。因此，直至1989年，學生藉胡耀邦之死向政府表達訴求，社會大眾一向心有怨言，一呼百應，紛紛支持運動。
忽略民生的運動綱領
初時學生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包括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公佈領導財產等等。隨着運動發展，運動的綱領逐漸集中在政治改革，落實民主制度，以及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公民權利。確實，當時中國政府官員腐敗，而且權力過大，需要民主制度制約政府權力。然而，學生僅聚焦於上述的政治改革，而不重視向民眾析述民主制度與民生的扣連，因而拉遠了民眾與運動的距離，削弱運動的力量。
運動與民眾拉開距離
試想一個生活困苦的工人：日做夜做，每月不足二百元的工資，還要花上百元吃飯；以前看醫生有公司福利資助，現在卻要自掏錢包了，對他來說實在是切膚之痛。官員倒賣計劃物資，推高物價，這他也早有聽聞，心懷不滿，所以學生遊行，便順勢加入。
如果遊行說到「反對官倒」、「穩定物價」，他當然身同感受，全力支持；但說到「結社自由」、「民主」，他便難免感到困惑：結社自由是好，但有了結社自由，米價會跌嗎？小孩能吃得更好嗎？因此，這個工人雖然參與了民運，但未必明白政治改革於改善生活的重要，熱情不如學生，未必會全力參與運動。當時學生領袖周鋒鎖便觀察到，遊行時市民對「結社自由」、「民主」等口號較爲冷淡，反而熱烈回應有關高通脹的議題[1]。
運動力量減弱
見到學生絕食、政府不聞不問，北京市民和工人雖然因義憤而起，走上街頭。但當民眾無法完全投入運動，甚至有學生主動排拒其他民眾投身（如學生不准工人走近廣場指揮部，影響學生指揮）。可見，運動的主體依然是學生，而市民、工人只是支援角色。不能脫出學生運動的限制，即缺乏經濟影響力，如罷課無法帶來如罷工罷市一般的威脅。
當然，學生重視政治制度的改革，多於改革後的民主制度與民生的關係，是可以理解的。一來，當時中國的社會科學幾乎停止發展，改革開放後才重新興起，因此無論教育資源和參考文獻都相當匱乏。二來，當時大學盛行舉辦講座，由知識分子訪問西方歸國後作演講。但知識分子往往美化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效用，知識分子中的領袖人物方勵之便曾形容美國爲「人們只需要採取行動，沒有人會找不到機會」。因此，學生們雖然知道民主制度的好，但對民主與民生的關係則沒有足夠資源思考。
中國學者汪暉亦認為，運動失敗，「間接的原因則在於社會運動本身沒有能力建立民主的政治訴求與社會動員的平等訴求之間的橋樑，無法形成穩定的社會力量，從而未能將運動的直接目標與它的物質條件聯繫起來。」[2]運動最終沒有將民主與民生緊扣，政治改革的必要未能深入民心，民眾自然未必願意全力投入運動，多少削弱了運動的力量，亦成爲中共敢冒險鎮壓北京城的原因之一。
今日香港 重蹈覆轍
由上分析，可以從八九民運的經驗總結，運動的綱領必須緊扣民生問題，方會深入民心，形成團結力量。今日香港，除了紀念這場民運外，亦可以參考民運的經驗，思考香港社會運動的方向。香港近日最大型的民主運動，當數佔領中環。無疑，佔領中環和八九民運有太多的不同之處，不可直接比較： 八九民運是自發的運動，群眾的自發遠大於領袖的影響，佔領中環則由發起人和政黨主導；八九民運涉及很多突發事件和即時判斷，而佔領中環則經過極長時間商討運動細節…… 但筆者認爲，上述從八九民運得來的經驗，仍然有可借鑑之處：佔領中環分享了與八九民運同樣的視野缺陷──只重視民主程序，而輕視民主與民生的扣連。
缺乏願景的社會運動
佔領中環雖以爭取普選爲目標，卻少有討論普選如何解決市民的切身問題。即使街工曾舉行社區商討日，討論普選與民生議題的關係，如貧富懸殊、樓價飆升，但這些問題依然未進入佔領中環商討日的議程；商討日上，始終以討論制度、程序爲主。誠然，普選的程序需要討論，但是爲了集合社會力量、爭取更多人投身運動，理應着重有了普選後可以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否則難以打動民眾。
試想想一個住劏房的師奶，有日來到佔中商討日，得悉商討日會討論提委會、四大界別、什麼是國際標準普選，該作何感？她未必知道這些程序細節有何意義：討論出什麼是國際標準，對我的生活有什麼幫助呢？看不見討論的成效，她便未必願意從平日已經繁忙的生活中，再抽出時間、心力商討細節。
但如果稍作修改，加入討論議題：普選的特首，應解決什麼民生問題？相信這位師奶會即時想起增建公屋，而且更願意參與商討，提出意見。因爲討論議題事關她的切身利益：如果普選出的特首以解決住屋問題爲先，我就有得快點上樓了。普選與民生的關係，斷不是一句「有民主就有民生」可以說明。的確，有了完整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出現功能組別等特權壟斷，但絕不可假設有了民主，社會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要解決這些問題，民主制度是重要的工具，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這工具。西歐和北歐國家都有民主制度，但西歐的貧富懸殊卻遠較北歐嚴重，便是運用工具的方法不同所致。
因此，普選與民生的關係，需要更詳細的論說，運動的發起人提出如何運用普選去幫助市民，承諾有了普選之後的願景，如增建公屋、提出更完善的社會保障等等，將這些願景集合成為運動的綱領，在爭取民主普選的同時，另一綱領可以是「經濟平等」，解釋了爭取普選的必要，亦承諾運動將以改善民生爲目標。
當然，落實普選不一定就有更多的公屋或更好的社會保障，需要繼續的抗爭爭取。但提出這些願景，向民眾說明爭取普選的原因和必要，承諾會同時爭取這些願景成真，才有可能鼓起民眾，爭取更好的生活，共同抗爭。
結語
八九民運中，學生的政治改革綱領未能扣連社會的經濟民生訴求，最終削弱了運動的力量。殷鑒不遠，佔領中環應該汲取六四的經驗，補完現有論述中所欠缺的民生議題，並將之與當前政制的弊病扣連起來，擴大整場運動的力量。
然而，自提出佔領中環以來已過了一年時間，依然未見佔領中環提出上述論述，反而將大多時間放在有關普選程序的討論。 佔領中環的參與者寧願犯法也要爭取普選，可見其追求民主的決心和道德的呼號。然而，從八九民運的經驗看，單靠這種道德號召，實在難以集合社會大眾的全力。佔領中環如果無法獲得社會廣泛投入支持，成功的可能將大大減低。
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的民主運動，佔中的缺失不是孤例，屢次爭取普選/雙普選，政黨往往只提出普選的道德價值、程序公義，單以純政治訴求為行動路線，少有扣連經濟民生。屢次的爭取失敗後，我們實在應當反思：繼續以這種路線爭取民主是否可行呢？
[1]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
[2] 汪暉《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