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號《街報》
街頭話題——做自己的媒體系列（三）
面向共同 打造多元
獨立媒體之香港篇
葉蔭聰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創辦人之一
公民團體“獨立媒體（香港）”執委
整理／鄧婉晴、楊潔
在剛過去的七月一日，超過51萬人為爭取香港普選而上街遊行，並徹夜佔領遮打道八小時，遊行人數創下10年新高，幾乎平了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歷史記錄。
這則新聞登上了許多國際媒體的頭條版面，但是在香港當地卻發生《明報》編務董事呂家明在編輯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於凌晨叫停趕印報紙中的印刷機，將頭條標題「爭普選」的敏感字眼刪除，企圖淡化遊行主題。
這當然已不是第一次親中商人干預新聞自由，但卻也再次驗證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對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刻意扭曲與民意的漠視。這幾年親中商人大舉收購香港媒體（張曉卿收購香港《明報》即為一例）；特區政府的限制性廣播牌照政策（2013年政府拒絕向《香港電視》發執照牌，引發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民間改革廣播業運動，數万民眾自發上街抗議）；再加上多位著名傳媒人被辭退、威嚇及襲擊，都讓言論及新聞自由日漸形成大眾關心與擔憂的議題。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已停刊的《陽光時務周刊》老闆陳平、《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等無故遇襲，暴力潛藏於媒體界，警方卻從未破案。
七一遊行當天，至少有超過六個團體分別在面子書上，以圖文的方式不間斷做全天候現場報導，視頻直播連結最少也有五條。在“求真”的驅使下，“自己做媒體”的技術與方式不但隨著每一波的反政府運動愈發純熟，也在顯示獨立媒體作為主流和政府資助單位以外的抗衡媒介存在的必要。
《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下簡稱獨媒）也是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氛圍中創立。從反世貿、反拆除天星與皇后碼頭、反洗腦國民教育，到日漸緊縮的媒體條例和政策，走過風雨十年，香港媒體生態有何變遷？我們從《獨媒》發起人之一葉蔭聰的筆訪錄，以及曾發 表過的評論與論文，嘗試理出獨立媒體在香港的社會文化脈絡。
Q1：香港獨立媒體如何形成？
1980年代在商業壟斷還未達至高峰，市場口味趨向單一以前，香港的獨立小媒體曾經有相當的影響力，當時的兩份周刊曾在1960、70年代引發青年文社運動及學生運動，被譽為「火紅年代」。當時不少獨立刊物多是民間團體所辦，非牟利性質，以社會思潮辯論為主，甚至是某些特定思想理論的鼓吹。
1990年代開始，文藝團體向藝術發展局或樂施會申請籌辦有獨立味道的受資助雜誌，性質有承襲文化與社會批判傳統，也有文學雜誌，但在媒體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獨立於大集團之外的小型媒體影響持續下降，一般只能小量發行，且出版不定期，沒有政府及大型民間機構資助，幾乎無法生存。
隨著科技與網絡的發展，香港較具政治意識的網上獨立媒體，嚴格來說是在2003年前後。 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背景是九七回歸以來的經濟不景及政策失誤，房地產市場和科網頁相繼爆破，再加上「非典型肺炎」爆發，社會的不滿累積，導致原本是反對「國家安全」廿三條立法**的遊行，獲得超過50萬人參與，創下歷史。
遊行前就有不少市民利用網絡互通訊息，製作諷刺政府的內容，揭開網絡動員的序幕。此後網上媒體進一步政治化，出現一陣子的獨立媒體熱潮。民間紛紛開辦網路電台與電視廣播，《香港獨立媒體網》也在2004年下旬成立。
與政府資助的獨立媒體相比，這類靠互聯網作流通甚至製作的獨立媒體，內容比較政治性，且不受資助。由於他們跟政府關係處於抗衡，因此形成了一個與文化藝術雜誌不同的獨立媒體體系。
** 「國家安全」廿三條立法中，有關「煽動」、「顛覆」國家安全的條文嚴重威脅香港的新聞工作與言論自由，主流工作者均持批判態度。
Q2：如何界定主流／非主流媒體？
香港的「主流媒體」本來並不那麼容易界定，不過近十多年來這個「主流」卻漸漸變得清晰可見。隨著香港日益政治化，由北京政府主導，以及特區政府的廣播政策協助下，各個政經集團正在擁有權及管理權上，日漸把香港傳統媒體產業整合成建制集團。
在政治衝突激化的當下，不難想像有人要另尋出路，在資本密集的大型商業媒體之外作出實踐。 「民間媒體」的民間性或許難以界定，但稱之為「非主流媒體」，以區別以上所說的媒體政經集團，大概沒有很大爭議。
Q3：《香港獨立媒體》創立的經驗與實驗想法？
《香港獨立媒體網》以「民間記者」（citizen reporter，又稱公民記者）及參與式媒體方式運作，並結合「媒體行動主義」（media activism），那是一種特殊的公民媒體，以社會運動參與者作為主題。
《獨媒》成立十年至今，不少同期的民間媒體早已隱退，唯獨我們仍“打不死，揼唔爛”，這不是自誇，而是自嘲。由從前零職員變成三位職員、創辦人自掏腰包，到每月能得到近一百位市民小額捐款，這些都是量化指標。我們的讀者量沒有噴井式增長，可是我們自問在質方面的工作下了不少功夫。其中一個面向，就是要推進“非主流媒體”的共同性。
「主流」若是上下整合的，「非主流」就應該是橫向互動；「主流」若是壟斷的，「非主流」應該是百家爭鳴的。香港的「非主流」媒體這個版塊，比較像諸侯割據，各有霸主，缺少共同。我們期望自己及更多人去思考「共同」（commons）的面向，即由自身位置與經驗，連結到超出自己領域更大的世界。談「共同」，也可能不在於籌劃，而在於無窮無盡的小實驗。
《獨媒》最近的發展，都具有這方面共同的面向。除了 資助本地連結草根運動的小型出版外，也嘗試連結及資助獨媒群體以外的朋友，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報導，即外派計劃。數年前也開展政策倡議工作，希望凝聚眾多市民及民間媒體關心版權、網上審查、廣播政策等等。我們遭受誹謗官司困擾，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一眾網民及小媒體會否也面臨相同危機，於是出版小冊子提供預防及應對方法。
在2012年《獨媒》成立八週年之際籌辦主題為「新媒體爆發之後」的民間高峰會，也是為了要實踐“共同”的可能。我相信，「共同」是獨媒的定位，也該是所有非主流媒體所嚮往的世界。
Q4：獨立媒體遇到的挑戰和限制？
香港雖然享有相當大的自由，但是獨立媒體的發展仍非常緩慢。如何更有組織地進行獨立媒體實踐，面對許多結構性限制。首先，除了文化藝術的獨立媒體能獲官方資助，以社會政治主體為主的獨立媒體，仍然無法獲取到公帑支持，這方面的政策傾斜，涉及的不單是政策設計，也與香港政府的民主化有關。在沒有政黨競爭執政，沒有多層次體制民主化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政府會釋出公帑，讓公民社會營辦批判及監察執政者的媒體。
同時，依賴民間捐款，又因為獨立媒體規模小，影響力及可見度有限，所以難以與大型民間機構競爭，爭取捐款。由於在財政上無法得到穩定支持，所以許多獨立媒體既沒有全職職員，亦無足夠的活動經費，於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困在一個同人式小媒體的處境中，對不少年輕人亦缺乏吸引力。
在管制方面，印刷與網絡媒體皆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監管，只要有人向政府投訴，或影視處方面判定物品（或文章）可能「不雅」或「淫褻」，即有被檢控的威脅。
近年來獨立媒體的發展，與本地民主派政黨運動有一種相呼應的關係，《香港獨立媒體網》參與的社會運動，也見到較中間偏左的民主派成員參與。這是否會影響獨立媒體的政治定位，仍有待發展。
Q5：如何看待媒體與社會民主化的關係？
因應課題或時代需求而誕生的媒體，往往跟當下社會運動的脈動有密切關係，社會運動風潮一退，點擊率就跟著下降。獨立媒體要保溫，應該要建立持久及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及公民媒體生態。我們期望能刺激更多人有更多創意，經營不同的公民媒體，甚至若日後有大量不同性質的公民媒體出現，取代《香港獨立媒體網》，我們也會相當歡迎。
只是目前獨立或公民媒體發展空間還是有限，無法有遍地開花的局面。雖然《獨媒》作為其中一個網媒，創立至今已有不少發展；但近年興起的仍多是商營網媒及類政黨媒體。
公民媒體強調廣泛公民的參與，製作媒體內容，而不只是少數專業及精英發言。成功的指標，不在於個別媒體，而在於是否能開出多種多樣小型的公民媒體。
公民媒體需要活躍的公民，較長期投身公民組織，認同公民媒體理念。而不僅是針對特定議題，或某個特定政治組織或信念。香港近年政治化有馀，但整個公民社會仍有待發展，並不如想像中強大，公民文化及行動力仍然很弱。例如，不少社會動員吸引不少人投入，但參與公民團體的人（包括參與公民媒體的），要比參與政治組織的要少。
部分內容摘自：
葉蔭聰（2009年4月）。 《新聞學研究第九十九期-當代論壇》。〈新政治力量：香港獨立媒體的發展〉。頁221-239。
葉蔭聰（2012年12月17日）。 《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室週記：非主流媒體的共同世界〉。
圖：2014年2月，《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無故被砍6刀，成了香港已被壓榨至臨界點的媒體界的最後一根稻草。 3月2日，包括記協與眾多新聞行政人員在內的一萬多民眾，在“新聞界反暴力聯席”的號召下，身穿黑衣上街遊行來表達憤怒，高舉“他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They can't kill us all）布條，疾呼守護香港的新聞自由。 （照片取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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