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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香港地方關係的錯解:一國兩制不是膽小鬼遊戲

愛國成社會討論
中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關係的研究,是中國政治研究一個大課題。但其實香港或澳門與中央關係,其實世界獨有之處,特別值得研究。即使不是學者,平常人冷靜下來思考一下,其實所謂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十分奇怪的制度。就如一國兩制成立之初,中共希望順利回歸,許下多個承諾;但是時至今日,眼見香港政治發展,所謂的高度自法漸漸失卻,換來的是多方面的「回歸」,即使是跟據跟據2010年第一期《廣州社會主義學報》中黃濟福所寫的「回歸以來香港政治生態的四大變化」一文中指出,其中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愛國愛港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或許可以這樣子解讀,回歸後民族主義及大中華的論述是增加了。

大中華思想的殖入
無論大家接受還是拒絕,也不可否認「大中華」的思想是被刻意被加諸在香港人的身上,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屬於硬銷,甚至有霸王硬上弓的感覺,就例如小學中的普教中就是去地方化及統一全國文化的方法,又或者白皮書中法官需要愛國等。其實中國國內的軟實力或許不弱,例如不少娛樂節目及品牌都深受香港人所歡迎。但是硬性在制度上的改變,一方面透過硬性的制度改變,其實是慢慢地會潛移默化令人接受了原本不可接受的事,不要小看人的習慣性;同時,在制度性的誘因下,性性人的道德價值會產生改變,直接進行思想上的改造。

政治意識的形成過程
回歸以後,可見政治紛爭續漸升溫,簡單總結可以由幾個社會大事件為指標去看,經濟方面可以由1997年金融風暴開始、社會運動方面可以由2003年的七一遊行開始、政治改革方面由2012年政改開始,在這幾個方面純以時序在排列,就是經濟、社會運動、政治改革。不是想說是因果關係,而是在時序上是合乎香港人作為經濟動物及過去作為移民過客成市的的感知敏感排序的過程,對經濟的事惰最敏感,及後對政治的管治不滿,最後才開始反思政治制度的反思。及到近年漸漸社會討論開始轉向一些制度性的不公,到影響自身生活的問題,例如地產霸權之類的論述。

生活經驗影響政治認知
但香港基於殖民地歷史背景,本土政治意識相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其實不高,也是近年的激進及熱血泛民政黨才開始重視,但其實香港所謂的本土未必是出於本土意識的重視,反而是多於很多生活經驗影響,即生活上遇上不少問題不能被解決,而是訴諸政治,及後引申到政策層面。就以自由行為例,一方面帶來了經濟的收益,但是不少社會資源被估用,例如北區的游泳池非常多國內遊客去使用、東鐵上非常多水貨客不守規則或利用灰色地帶謀利等,在生活上都直接構成了普通人對政治的感性認知,及後再加上社會上的討論,後來就在認知上形成了政治的意識型態及對社會政策的不滿。

佔中不是決戰而是文明抗爭
其實如果作為維穩的手段,其實在政策上應該對香港更加寬容才合理。也即是在港人的權利上給予優待,也即是推出去本土化的政策上,如果是軟性及不損害香港本地居民的利益為前題推行,相信阻力會少非常多。而中央政府刻意使用如此強硬手段,其實有政治意味,表示著不會因為香港的政治社會運動而畏縮。因為央與香港地方關係其實未定形,仍是處於定義及議價的階段,開天殺價落地還錢是常態。

不少人是錯解香港政治形勢,認為香港政治來到決一死戰的時刻,除非是相信中國會一夜變天,否則香港的社會運動應該是有持續性及和平理性的抗爭,因此香港面對巨大的祖國,算是較少議價的籌備。佔中最大的威力不是因為激進,而是佔中代表著一個持久有力,社會及人民對民主的訴求,這才能引起世界的關注及佔上最大的道德優勢。

面對中央開始收窄香港的自由度,最需要做的並非要與中央政府鬥膽大,反面需要保持自己的節奏。而不是一場過的誰怕誰及你死我亡的遊戲,反而佔中可作為一個社會教育、社會議程帶動及社會行動的綜合事件,手無寸鐵比勇武抗爭來得有威力,香港與中央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