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蘇聯的解體震撼了整個世界。翌年，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這本著作，也成為了備受觸目的話題。在書中，福山高調地宣稱，經歷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二十世紀的激烈較量，資本主義經已全面獲勝。由於資本主義所包含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代表了人類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資本主義的勝利，標誌著人類的歷史已經抵達終站，而未來的歷史，將只會是這一主題之上的一些變奏吧了。
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另一位美國學者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哈佛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一九九三年，他在學術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iars）之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lizations？）的文章，迅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爭議。一九九六年，他把這篇文章擴展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又簡稱《文明衝突論》）這本書，把有關的爭議帶到更廣闊的層面。
如果說福山是樂觀主義者，那麼享氏無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按照他的觀點，共產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屬於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ideological struggle），而這在人類歷史中屬於「例外」而並非「常規」。隨著這種鬥爭的終結，我們迎來的將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返回傳統的「文明衝突」的軌跡。在他看來，現今世界主要由三大「文明圈」構成：以西方為主的「基督教文明圈」（Christian civilization）、以阿拉伯世界為主的「伊斯蘭文明圈」（Islamic civilization）、以及以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主的「中華（儒家）文明圈」（Sinic civilization）。由於這些文明圈抱持的核心價值各有不同，而在地緣政治上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所以未來的世界仍將是一個爭鬥不絕的世界。
最初，上述兩派的觀點各有擁護者，支持福山的人甚至提出了世界將由美國這個「獨一超強」（sole superpower）的統攝下，達至一個類似「羅馬帝國和平」（Pax Romania）的「美利堅帝國和平」（Pax Americana）。但二零零一年九月的「9/11」恐怖襲擊，將這個美夢敲得粉碎。人們開始意識到，廿一世紀的動盪，有可能較二十世紀的不遑多讓。「文明衝突」而非「歷史終結」成為了主流的論述。
從深層歷史的高度看，無論是福山或是享廷頓的分析都是膚淺和失諸偏頗的。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的鬥爭固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道主軸，但這項鬥爭至今未有如福山所言般終結。此外，文明的衝突和國族的紛爭（包括領土糾紛）也是十分現實的一回事，而且在短期內也不會消失，但不同文明在歷史上和平共處的例子彼彼皆是。從宏觀和歷史的深層結構來看，真正威脅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不是這些，而是在於「無休止資本擴張」（ceaseless capital expansion）這股「衝動」下的全球性市場爭奪和資源掠奪。今天的國族爭霸已不是傳統的彊土爭奪，而是跨國企業的全球性市場爭奪。這種爭奪既包括了工業生產和消費的市場，也包括了更為龐大的金融投資市場（即很多人都開始懂得說的「貨幣戰爭」）。不明白這一點，便不可能明白現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資本主義全球化不但帶來戰爭的風險，而且正在引發全球性的生態環境災難。除非我們像鴕鳥般埋首沙堆，否則我們會看出，每日每夜的新聞報導（軍事演習的數量與規模、極端天氣的頻密度與破壞性…），都是這兩大趨勢的寫照。歷史並未終結，卻是變得愈來愈凶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