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返工隨手拿份報紙，特別留意前晚在政總公民抗命的報導。有兩點令人感到疑惑：
一是關於警方公佈的集會人數，表示有二千六百四十人出席，極度精準。撇開與大會公佈的約五千人數的落差問題，就其一人不多也不少的精準數目，就已暴露官方真實性的可疑之處。我們不禁問道，警方是如何做到如此計算集會人數的精準度的？即使只是把計算方式定格在集會最高峰的一秒，並在高空全方位拍照數人頭，也難以計算那些在樹蔭下、在雨傘下、在燈火欄珊處的集會民眾。
二是關於教育局長吳克儉與家長教師會發表反對學生罷課的呼籲，認為罷課佔中「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氣氛及安全」。
先說安全這件事，大概局長和家長教師會已在意識下就先知地認為，罷課以及佔中，可能面臨血腥暴力的高壓後果──他們大概都聯想到八九學運天安門的屠殺場面──如果真的將會這樣，大概局長和家長們把該斥責的對象搞錯了。你們應該向政府或警方或北京呼籲，別對學生使用暴力才對。難道你們要斥責那些在八九學運爭取民主的愛國的學生領袖、參與示威的學生與民眾嗎？而不是要斥責與追究屠殺無辜民眾的殘暴政權？
而關於局長認為實現公民抗命的罷課會「影響學生學習氣氛與求學精神」的言論就更顯失智與低能了。當我們都提倡，認為學生在進入社會工作之前，先到某職場進行實習，吸取實質的工作經驗是有益的；難道罷課佔中抗命不就是學生在通識教育與公民教育最好的實習場地嗎？
特別是近年香港高官與京官一個鼻孔地高調呼籲民眾與學生要「愛國愛港」。我就覺得我們香港的莘莘學子真得要精神分裂了。相對來說以前還好些，填鴨式的精英教育也不過單向地硬銷功利至上效率至上的市場洗腦觀念，逼迫學生把人文素養與道德觀念放一邊（為什麼是逼迫？因為事關未來工作薪金的高低貴賤呀），清晰明白。如今卻要學生們開始唱起「愛國愛港」的歌仔起來，但政府大概忘了「愛港愛國」是一種道德訴求，而不是效率與利益訴求。當一種把公民教育與道德實踐排除在外的教育制度，要求一方面壓制學生學習、培養、實踐道德的觀念與信念，另一方面卻又要求訴諸學生的道德感去「愛國愛港」，這種矛盾與衝突不但是難以理解的，更是荒謬可笑的。一眾高官與局長連這最簡單的邏輯思維也理不清晰，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智商有多高──冇計啦，他們都是學習「中庸之道」長大的。而對待那些被中庸之道熔掉了道德與良知的人，沒有比「中指之道」更適當的回敬了。
當學生失去了公民教育與道德教育的培養與實踐，試想像一下，當人們的沉默使香港成為如國內一樣道德淪喪的社會，當人們因恐懼而把良知與道德力量放置一邊，並單一地接受了對於功利與效率至上的教育，會把我們的未來帶向什麼地方？也許就是把車輾過了一小女孩而逃去無蹤；旁人也為免惹上麻煩而視若無睹；也許幼稚園校長會為了破壞競爭校方的名聲、增加自身校園的收生而毒害對方的兒童；也許可以為了市場與利潤製造毒殺兒童的奶粉；也許⋯⋯也許你們還以為這些事太遙遠，那就請家長們切身地想想你們的子女，你們期望他們成為怎麼樣的人呢？──是那種為了更多薪金更大效率而忽略親人感受與狀況的人？還是會為了利益與仕途把親人視為絆腳石一樣拋棄的人？還是可以為了名利不擇手段的人？
前晚在政總公園的集會，不時下起大雨，草地無法坐，集會的人們有著明智冷靜的心與堅韌的熱血久久站立；有打傘的人都自覺地為無傘的人遮一把；吸煙的人自覺走到集會以外的地方抽煙；十七歲的黃之峰與周庭各自背著沉重的大聲公，走在人群中呼叫人們支持學民思潮與學聯在集會之後， 轉到灣仔君悅酒店，狙擊來港解釋人大普選決議的全國人大副秘書長李飛；有民眾勸叫正在發高燒的周庭要好好照顧身體；在數以千計的良知與道德的點點燈光中，抗爭的民眾齊唱起了海闊天空──我相信我們可以承受失去整個維港冷漠的霓虹燈，也不能承受這點點照亮良心與道德的燈光之熄滅。
這些都是既溫暖又簡單的小事情，表現了人與人之的信任、關懷與照顧；但在這個人與人之間因冷漠而隔離的香港，卻是罕見而珍貴的大事情。就如同七一夜在遮打道靜坐的公民抗命民眾，抗爭的人與人之間緊扣雙手，團結一致；數以千計的市民守護其中。我實在找不出和平抗爭的民眾之間，會有什麼導致人身安全的危險因素；如果有，一定是外來的邪惡勢力，但難道警方不就是有責任阻止與保護這些邪惡勢力來傷害我們和平抗命的民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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