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賽事還沒有正式結束，現在進入殘局階段，其實大家互有損耗，誰也將死不了誰，但我們也不妨回顧一下這將近兩年以來的開局和中局，看看民主派到底是出了什麽策略錯誤，讓自己陷於今天的泥沼之中。
對支持民主的政黨來説，他們繼續内訌，但贏不了多數人的信任更取不到任何有利的地位；對非政黨團體，例如佔領中環，他們想象中的美好圖畫完全破滅，整個「行動」（打引號是因爲他們還沒有確實的戰術行動）達不到所有預期目標。結果就是民主派自己空折騰，大量消耗自己和盟友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中央方面也不見得有任何好處，這局面證明它已經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去化解中國政治與政制上的死結，爲了維護它的地位不受挑戰，它選擇顯示「拳頭大就理大」這個政治立場。結果是誰也贏不了誰。
在策略環境上，佔領中環的出現其實加速和加劇了政黨民主派的内鬥。佔領中環作爲非政黨團體吸引大量目光，因爲民間普遍對政黨不信任或者政治冷感，這樣的組織就能迅速的吸納這種政治資本。但這樣的舉動就讓政黨很被動，因爲這代表它們將不能帶領這場民主運動，對香港群衆的號召力旁落於是他人手上。於是它們對佔領中環各自有不同反應，細小和新興的政黨立刻表示支持，并希望加快行動進程，提出「預演」之類的建議，因爲這樣它們就可以站在運動的前面，加上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少，這種行動對它們有百利無一害。
相反，大政黨則甚爲冷淡，需要坊間不斷的詢問才會表示原則性的支持，甚至有某政黨言論說「會發動佔中」，并且堅持自己繼續走自己的路綫。這是因爲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多，付和佔中就會將它們希望得到的領導地位拱手相讓與非政黨組織，自己衹能在一旁聽從指揮，對於大政黨來説這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這時候佔領中環和香港2020這樣的組織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利用當時的聲勢去重新組合分散在各個組織間的政治資本，衹要行動得宜作出適當的取捨，這也不會是一件太難的事。具體的方法我也向兩個組織和一些政治人物提過，但明顯的是他們都沒有聽進去。就算我提出的方法無效，衹要他們明白形勢，日後的爭執將不會這麽嚴重。重點是，這些組織都沒有把握當時的優勢，反而走政黨同樣的套路，要堅持自己的路綫。既然各自堅持自己的路綫，很自然就出現爭持不下四分五裂的局面。
佔領中環的另一個策略錯誤，就是始終想不清自己到底要做什麽去達到預期的策略目標，又或者可以說，它根本就沒有策略目標。自從行動提出以來，它一回是要癱瘓金融中心，一回又不癱瘓，一回又是「道德感召」，一回又聲言自己是「出口術」（方便非香港讀者：虛張聲勢，耍嘴皮也），一回又想跟中央談判，一回又要降低談判要求。我從旁觀察，衹能說行動組織者是誤打誤去到了一個自己不想獲得，也無力承擔的地位，其實根本就不想去「佔」。假如他們身邊的支持者不是被「佔中」兩個字迷著，要看出這些問題和提出改正亦不是難事，奈何整個社會衹重視表態，衹要「民主」、「佔中」就是正確無誤，不能去反思内裏的問題。
因爲佔領中環沒有明確的策略目標和爲達到這個目標而作出的相應戰術行動，在策咯-戰術這個連接點上又走錯了至少三大步：
1. 國際標準。整個概念始終是摸棱兩可，而《政治權利公約》所説的其實是一些大原則，要怎樣具體實施取決於國家的選擇，而每個國家的歷史習慣，政治穩定度，所採用的制度都不一樣，民主的原則可以相符，但一致的「國際標準」則不存在。美國的選舉制度異常落後，但沒有人會或夠膽說它不符合「國際標準」。俄羅斯不是民主國家，但它的選舉格式也可以符合「國際標準」，而且它亦使用了很多香港人所希望的公民提名，但這不代表俄羅斯就是民主國家。
提出這樣曖昧不清的要求就是授人與柄，讓對手能夠指出你的論述很有問題，用他們的説辭去模糊大衆的視綫。不利於説服中間游離分子之餘，也不能讓己方堅定的站在同一戰綫上作戰，因爲既然模糊不清就可以讓政黨各自表述，各自提出對自己有利的選舉方案。亦即是說，提出這種概念是在幫助敵人擊散自己。
組織者提出這樣的論述，如果不是以爲提出「國際標準」就能自動占據道德高地，從未考慮過對手如何還擊，就是太天真的緣故。如果他們不天真，這樣的論述其實是爲了下面的一個錯誤而鋪路。
2. 政黨提名。即是李柱銘「泛民入閘方案」的演變版。他剛提出就受到激烈的批評而要「收回」，但又要說就算是收回，就像「燒了一張紙一樣」，它的影響不會消失。結果這方案真的是陰魂不散，遺毒不斷。這種方案的問題在於它跟本不是在爭公平的制度，而是爲了讓某些人定義中「泛民」去競選行政長官一位。能夠決定「泛民」這個定義的，和議會選舉票數最多的政黨自然是最有利，這個「泛民」候選人一席幾乎是爲某個政黨度身訂造一樣，所以這個政黨一直堅持要政黨提名。
這個政黨所依賴的，是假如它的候選人與親中央候選人同臺參選，選民必然會選擇「泛民」的一個。我不再評論這想法有什麽毛病，但很明顯的，其他政黨必然對此感到不滿，結果又必然是繼續大打出手，又再自相耗損。佔領中環組織者當時沒有去化解這個危機，反而附和說「如果選委是民選」用李柱銘的方案并不是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説法，因爲當要説到「公民抗命」去爭民主，任何人都會想到是要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阻礙，和採用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方法，根本就不需要拘泥提名委員會這種過時無意義的機制，所以才有公民提名的想法提出。
因此，繼續堅持政黨提名，甚至提倡「叫價不能太高」，其實是反映了他們根本無心去爭所謂的「真普選」；他們想要的是有利於自己的「階段性勝利」，即是「袋住先」（先接受部分不合理規定，的日後再改），并希望藉此說動中央。中央當然是讓他們失望了，因爲中央不想冒險，但這也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他們在這個關節眼上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過了這個時機就不知道什麽時候會重開這個議題，而任何熱心都會日漸冷卻的。聚集了政治資本但投放不當，他日時機再來就難以再有同樣的號召力，完全是一種浪費。
3. 方案之爭。如果要簡單的概括今次整場「民主運動」的特色，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場方案之爭，是各黨派之間在競爭讓自己的方案突圍而出，而不是向北京要求民主。槍尖對著自己人的時候遠多於對著北京的時候。這麽多方案，結果大家都將焦點放在零星而又是微枝幹末節的問題上，例如提委會人數等，又再一次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爲了這些無謂的爭執，再加上決策過程的問題，單純的以爲投票就能解決讓所有人心服口服，於是又惹來小圈子篩選方案和「被騎劫」的爭議；在嘗試化解爭端的時候有一些組織認爲是質疑這結果是背棄了佔中者決定的原則。於是乎所有組織又再次各自爲政，各自進行自己的「抗命活動」，甚至要提出比「佔中」更快的進行「佔中」。到此，佔領中環已經再無能力主導這場運動。當然，它主不主導并不重要，或者它不主導會更好，但經過一輪「行動」，它將難得凝聚起來的政治資本一次又一次的打散。
要化解上述的問題并不是很難，衹要不堅持某種形式，考慮清楚矛盾將會怎樣展現，就能想出對策去應對。想要維持民主陣營這道戰綫，最好方法就是放棄形式和方案上的紛爭，去定下在香港實施民主普選所必須要有的原則，例如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是否真的必須，原因又是什麽，而不是去指著模糊不清的「國際標準」。衹要是這樣想，組織者就會自動的向公衆提出并説明這些問題，而不是單單在幾百人的商討日中討論然後投票決定。要避免更多紛爭，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選個公開場合讓個黨派展開辯論，讓公衆根據黨派所提出的論述作選擇，讓公衆去告訴政黨背離這些原則的話就不會再受支持。要商討的應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幾百人；問題是公衆如何理解和作出適當的政治決定，而不是討論和選擇方案：前兩者才是真正的審議式民主。
事實上，上述的問題我已經向他們提過，亦開出同樣的建議。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預見的，我能看到并不是我特別聰明，衹不過是我細心去想每個行動會有什麽效果，然後想辦法去避免這些效果所帶來的風險。政治人物和運動組織者看不到，是因爲他們過於沉迷自己所提出的言論，又或者讓熱情蓋過了理性，使得運動日漸教條化。北京可是將這些都看在眼裏，并一直在想如何反應；香港政治人物有什麽弱點，在想什麽，它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是這樣的教條化，用口號代替思考，它根本不必放你在眼内，因爲你打算做什麽，會出什麽問題都是在意料之中。相反，如果你因爲北京意料之中的決定而感覺憤怒莫名或心灰意冷，那就代表你完全沒有考慮過政治是怎樣運作，老實說，這個遊戲不適合你。
策略的原理其實跟人文主義的要旨完全沒有兩樣，宮本武藏在《五輪書‧地之卷》中爲如何學習「兵法」（在當時的語境中是指個人的武藝）歸納出下列原則：
一、不能有邪惡的心思。
二、務必要勤修苦練，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三、要廣涉才藝，戒除修煉之障礙。
四、要能認識各行各業的要旨。
五、要能辨別一切事物的得失。
六、修煉自己判斷和理解每件事的能力。
七、要洞悉肉眼看不見的事。
八、即使是瑣事也不能疏忽。
九、不做沒有意義和沒有效果的事。
要理解什麽是策略—「兵法」，并不是難事，當中沒有任何神奇和玄幻之處，衹要不視它爲奇門術數，以平常心待之，它就是一門應用科學，關鍵是願不願意理解和學習。真的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改善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并不衹是一股熱誠，還需要有正確的方法和概念，用這方法幫助自己作正確的決定。而要獲得這方法，正如學習任何學問技能一樣，除了不斷鍛煉之外，沒有其他法門。爲求勝心切而去尋求不切實際的捷徑，以爲衹要站出來就能成事，不斷的重覆「再不怎樣就中環見」、「再不怎樣就佔中」，其實都是沒有内容的夢話。上面第九點對現在尤其重要。
現今唯一辦法，就是放棄之前那種教條化想法，重新去思考整個政治局勢，然後去制定可行的策略，定下目標去營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罷課、罷教這類是吸引眼球的行動，如果學生和教員堅決要進行的話，我不會反對，但要知道，這種行動對大局不會有任何影響。如果連開局和中局的教訓都不汲取，到現在依然是以同樣的方式行事，這盤棋再繼續下都衹會走出同樣結果。
更新：補充宮本武藏九項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