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決議後，本地知識界一陣愁雲慘霧，紛紛說此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降，對中國民主化有良好寄望的「民主回歸」論之死。左翼謂這是民主回歸派之告別及新一章民主運動之開始，右翼則更扮作事後諸葛，大加譏諷之能事。然而筆者百思不得其解，人大決議如何就能判民主回歸之死刑？沒有民主回歸的綱領，香港民主運動有可能有其他代替品嗎？而那些冷眼旁觀的右翼本土論者，又何曾見他們的理論在三十年前後躍為主流？
民主回歸開宗明義，便是80年代香港主權談判期間，本地知識界以「中國主權下的香港民主自治」為綱領。當時英國早已在81年國籍法中褫奪港人之居英權，談判的發展亦朝向中共的意願，港人被排擠於中共及英國的談判之中，縱使香港人普遍希望保持現狀，但於中共及英國所設之框架內，港人除了移民一途之外，就只能於這框架下爭取港人最大之權益，中國主權下高度自治的民主回歸論順應而生，而這也是香港於中共統治之下最能保障香港的辦法。
有人懷疑為何香港人當時不公投自決？第一，中共不可能容許其所視為所屬領土公投獨立；第二，80年代初「香港人」的政治身份還屬新事物，從70年代中開始，香港的社會經濟逐漸穩定富裕，「香港人」身份才從這絕大部份為移民後代的戰後嬰兒中扎根。號稱民主大國的英國於52年否決楊慕琦計劃後，亦從未為香港進行民主改革。到談判之時，英國方才引入區議會及擴大市政局選民資格，而中央權力仍牢牢集中於英國指派的總督一人身上。如此落後專制的殖民政制下，香港人能培養的歸屬感、民主意識、公民參與空間根本不多，更遑論組織起來於談判發聲自決？反而港人全民的公民意識要到89年，右翼最嗤之以鼻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覺醒。
有人問為何民主回歸派要選中棄英，捨優取劣？然而英國在香港之殖民統治，從來就不能說是優良。中央權力實際上的專制，政府及政策向財閥的嚴重傾斜，而且殖民統治本來便離不開種族主義的弊病。政府由一班外國人操縱，而當中不少更非香港土生土長，本地人只能當副手和部下，這種制度怎算公平？70年代興起的公民運動，便是要讓大部份港人使用的中文成為英語之外的法定語言。當時的本土運動不可能不是反殖運動。今天反對中共殖民統治的本土派，卻又要抽離時空脈絡，咒罵當年以同樣理由反對英國殖民的本土派，豈不是對歷史懵懂無知的可笑？
不讀歷史，也不可能知道當年文革後鄧小平上台，全國從文革中的瘋狂抑壓到80年代的改革開放，思想言論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各類傷痕文學，批判言論都得到包容，而胡耀邦、趙紫陽更是開明派的旗手。對當時中國前途有寄望，是任何一個視自己為中國人都會抱有的樂觀態度。80年後期也見證了菲律賓、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似骨牌一般倒下，89年東歐劇變，共產主義陣營更是全面崩潰。眾多國家之中，唯獨是大陸卻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這是民族之哀，香港之哀，也非民主回歸派所能預計，更非一些人將所有罪名推給他們然後自我感覺良好所能解釋。當時港大學生會致函趙紫陽要求民主自治得到應允，並不代表民主回歸派便完成使命。及後過渡期的民主化步伐，從起草《基本法》到爭取普選，民主派也一直與中共及其代理人和工商保守派周旋。到今天人大決議普選即篩選，反而卻有人宣判民主回歸之死。筆者不明白，事到如今這條道路走不下去，我們還有甚麼路可走？
左翼宣佈民主回歸已死，但新的道路為何卻又語焉不詳。事已至此，究竟在「中國主權下的香港民主自治」這條綱領之外，我們又有甚麼路可走？中國主權一直是香港人的最大公約數，香港民主運動的茁壯成長，不是用我們一己之力完成，而是由北京街頭為民族和民主犧牲的血所灌溉而成。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之根，也是香港人身為有批判精神，不盲目愛國的中國人身份之根。今天我們可以棄掉這棵大樹的根，也可以重提港人的自決權利，但這場新的獨立運動的根在哪，的血又在哪？
筆者亦多番撰文指出，香港人的民主自治還是自決獨立權利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命運相連。一個視其領土的人民自決為大逆不道的政權，而且香港更完全沒有抵禦中共的防衞能力，除非中國一天能成為一個對地區人民自決權利予以尊重的政權，否則現階段談自決獨立純屬天方夜譚。頭腦清醒的人應當知道，民主中國幾乎是香港無論走向民主自治還是自決獨立的先決條件。當一旦大陸開始民主化，我想到時民主運動中的自治派和自決派會否分道揚鑣，已經分別不大。如此說來，民主回歸並未結束，只是路途要更遙遠漫長而且荊棘滿途。
貝加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