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青一代突破框架，做著歷代中外年青人應該做的事，面對極大的不公義（這次是中共悍然違背自己的承諾，抛出一個連「開明」建制也覺得「失望」的普選方案，完全不尊重很多香港人對真正開放而平等，即公民提名權不能被剝奪的普選訴求），以發聲和行動表示反對，爭取他們心目中的公義，或曰改革。
所謂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這些都是近百年中外社會屢見不爽的抗議/抗爭手段。香港這次關鍵的政改爭議，學生走得最前，學聯和學民思潮除了七一遊行後，分別號召遮打道、特首辦外通宵靜坐抗議外，亦率先號召大、中學生罷課。
不過，中學生走在政治、社會運動最前，的確比較罕見。而學民思潮因反國教而全港知名，如今爭公民提名亦不甘後人。老實說，香港中學生搞學運並非第一次，1977年現在德蘭中學的前身寶血會金禧中學亦發生過學潮。不過，金禧事件主要牽涉校政及校長歛財問題，以及殖民政府教育署處事的專橫及學校的高壓管治，並非為了什麼大的社會和政治議題。
差不多四十年後的今天，學民思潮為代表的中學生，為了更大的政治理想推動學潮。而且不用成年人在旁指指點點，學生強調自己的獨立思考，以及有別於泛民的獨立行動，不能不說是時代的進步。
由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事件，之後的高鐵/菜園村事件，到今天的罷課行動，年輕一代要走得更前，反映舊一代要兼顧現實的社運/民主進程「此路行不通」，年輕人要出來發出更富想像力，更純粹的聲音。
今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公布一個高度篩選候選人的特首普選方案框架之後，不少中間溫和的學者都感到悲憤、遺憾。那種標誌兼顧現實的對話途徑走無可走下，學者們喊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當中不少學者更積極支援學生罷課。
要青年學生走到最前，在在顯示舊有處理/解決矛盾的機制出現嚴重問題，甚至失效。今日香港政治、社會矛盾重重，以往偏重地產財團利益的發展主義已走到盡頭，但政商聯結，即北京所講的依靠資本家、公務員治港的格局不改，不會衍生新思維。而梁振英上台所代表的「強勢」「幹部治港」，不僅沒有帶來新思維，更把中共所習慣的專制思維，以及包括大陸「紅色」資本滲透的更劣質政商聯結，或曰官商勾結，加劇政治和社會矛盾，青年學生為了社會及個人沒出路，而只有站到最前。
而青年學生因為「不懂世故」，敢言而理想主義，大概都是老生常談。正如9月14日傍晚，一位學聯代表就指，這次爭取民主，並不單單是為了選舉，而是為了一個真正能打破資本家壟斷的民主制度，為了打破資本所製造的不公義，而這些理想不是他們這一代年青人才有（大意）。
是的，學生是一個transient的身份，青春亦不會永恒，曾經活躍的學運分子，進入現實社會後會改變，不再懷抱昔日的理想。但這些理想卻不會就此消失，總有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重拾/充實這些理想的內容。而年青人總會相信，這些理想終會實現，正如每一個人都青春過一樣。
因此，當親建制/親權力團體/人士發砲攻擊學生罷課，說他們受人擺佈，說他們荒廢學業，說他們行為似紅衛兵，以至反佔中大聯盟推出舉報熱線後，學生和支持者在互聯網惡搞舉報熱線，「舉報」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搞過學運。學生的惡搞，如同學運一樣，正中中共及一切專權者的死穴。
無他，上個世紀中國的政治進程，無不有青年學生作「先鋒」的蹤影，最著名的1919年五四運動，學生反對一戰後歐洲列強在巴黎所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將戰敗國德國在青島的利益轉讓予日本而非歸還中國，以及反對北京政府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發起遊行示威。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學生所追尋的理想。
「五四」後，中共在蘇聯協助下成立，以「共產主義」為理想/號召，不少青年學生趨之若騖。在與國民黨鬥爭時期，很多學運都是中共青年組織背後策劃，不單未成立中共前毛澤東、周恩來參與過學運，後來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江澤民也聲稱參加過反國民黨統治的學運。
民國時的青年學生，很多受「共產主義」影響，投身政治，他們當時要反對的是「國民黨獨裁統治」，要爭取的是「抗日救國」、「民主自由」。結果是趕走了國民黨獨裁統治，迎來更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共產黨專政，正如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光明日報》前總編輯儲安平所言，在國民黨統治下，言論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言論自由是「有」與「無」的問題。
於是在國民黨時代，學生仍有上街自由，可以自發舉行遊行集會，當然會被鎮壓。但在共產黨時代，學生沒有黨的示意和組織，不可能上街。「文革」所謂「紅衛兵運動」，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號召/組織下批鬥「黨內官僚」的運動，紅衛兵都以毛主席的「革命小將」自居，最終釀成極殘暴血腥事件，校長、老師被鬥死等慘劇。要追究責任，紅衛兵當然負有罪責，但最大的罪責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毛澤東是為了黨內的政治鬥爭需要，「打倒睡在身旁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利用青年學生「打衝鋒」，「衝散」由劉少奇、鄧小平掌控的官僚系統。當目的已達，劉少奇被鬥倒慘死，鄧小平失勢後，毛澤東便馬上派解放軍收拾殘局。被利用完的紅衛兵，要面對上山下鄉，沒有機會讀書學習的命運。
只有在1980年代，開明的胡耀邦當總書記時，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在較寛鬆環境下，可以再次探求真理，追尋理想。但「文革」被鬥倒的中共強人鄧小平才是真正幕後「揸弗人」，他復出握有最高權力後，並沒有徹底反思獨裁專制之害，對「民主自由」，「五四」精神，他年輕時代的有過的理想，統統忘掉，只寄望經濟改革可以便於統治。
不但如此，提出深化民主改革，反獨裁的人更是他的眼中釘。是鄧小平下令掃蕩北京西單民主牆，抓捕拘禁民運人士。著名的有魏京生、撰寫「李一哲」大字報的廣州民運人士。必須一提的是香港人劉山青，1980年代初因為到廣州與民運人士聯絡，結果坐了中共十年的黑獄。
整個1980年代，鄧小平久不久便聯同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大搞反精神污染運動，打壓自由派。但由於做「當家」的黨總書記胡耀邦本身是自由派，精神污染運動的打擊面被限制。86年還出現了爭取自由的學潮，結果87年胡耀邦因為「處理學潮不力」，被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群沒有黨內職務的元老，開個生活會便解除了總書記職務。中共由毛澤東開始，做事無法無天的傳統「深厚」，違背承諾，更是家常便飯。
而中共統治下最大規模自發的學生運動，終於在1989年4月爆發。這場學生運動/民主運動 影響深遠，除了社會各階層響應，亦牽涉中共黨內的改革力量，對香港的政治啟蒙更不在話下。歷時兩個月的學生運動，以「佔領」天安門廣場作為手段，透過靜坐、絕食，要求政府改革，學生重提五四的「科學與民主」精神，反對官倒腐敗，爭取民主自由等，都是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未完的理想。
不管是因為學生不懂「妥協的藝術」，令中共改革力量失去主動，拒絕鎮壓任務的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黯然下台，還是這個幾千年古老帝國專制主義的陰魂不散，以鄧小平為首的強硬派立定以屠殺手段鎮壓學潮，清理自由派的狠心，北京學運/民運以血腥悲劇告終。
年青時曾自發參加過學運的趙紫陽，下台前曾於5月17日往天安門慰問學生，對學生說，我們來得挺晚了，對不起同學們，…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你們絕食了多天，身體已經挺不住，不能再這樣下去，…最重要是結束絕食，…對話渠道是暢通，但還是需要一個過程來解決，…同學們，你們還年青，來日方長，你們一定可以看到實現四化那一天，我們老了，無所謂。…中國政府絕不會把對話渠道關掉，…我也年青過，我也卧過車軌，…早點結束絕食。（大意）
不管當時趙紫陽是否己失勢，他這番話始終顯示中共執政後，高高在上官老爺們少見的親民和愛護學生態度。但這樣較為理解和同情學生的領導終究不是中共的主流，或者中共1980年代最「人性化」年代，因為中共元老當權派懼怕放權、接受監督而會「亡黨亡國」，以軍事鎮壓方式，國民黨也不敢用的方式，把中共僅有「人性化」的一面完全扼殺 。
於是，從未上台前「利用」學運，到上台後鎮壓學運，鄙視/敵視學生的理想主義，成了中共專制主義者的「詛咒」，於是，中共對學生「搞事」，特別敏感，於是學聯與學民思潮，都被大陸官控媒體，以至香港「左派」，極其誇張地鞭撻，以至抹黑。
說到這裡，一些「極端本土派」可能會質問灰記，香港學運與中國何相干？
其實近幾十年的香港學運，的確不能脫離中國人民族身份的追求。不去談傳統左派發動的1967年「反英抗暴」鬥爭，或曰「六七暴動」，學生(主要是傳統「愛國」學校學生)被鼓動參與示威遊行以及罷課。
1970年香港青年學生響應美國華裔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抗議美國將琉球群島「歸還」日本時，順帶把釣魚台/尖閣諸島管理權也一併交日本，也是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乘機反對英國殖民統治，挑戰殖民地的公安惡法。
到了後來的所謂「社會派」與「國粹派」之爭，那些學運分子對中國有不同看法，前者對中共政權有所批判，後者盲目擁共，甘願當毛主席的好學生。不過，兩者都沒有質疑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關鍵只是「社會派」較注重在地社會改革，「國粹派」較注重宣傳「社會主義祖國」一片向好，即使往基層地區「訪貧問苦」，目的都是宣傳「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其實也不奇怪。除了一小撮高等華人外，英國殖民統治者實在沒有興趣培養香港人對英國的歸屬感，而兩個中國，台灣的中華民國，1970年代在美國調整對華政策，默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特別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逐步把眼光放在本島，對爭取香港人的「向心力」已沒多大興趣。而中共一向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共地下組織對學界的滲透不在話下。
而學生活躍分子，通常都以進步自居，反殖自然想到民族身份認同，當時毛派思想不但「革命」，也鼓吹民族認同，學生較容易受到「社會主義祖國」的吸引，因而出現中共刻意培養的「國粹派」乃自然不過。而當時的學生組織，包括專上學生聯會的幹事，都是「國粹派」主導。
但香港畢竟是中西匯集的地方，外國思潮，包括外國的左翼思潮，主張自主自由，反史太林主義、反專制的那種左翼思潮，也會影響一些香港學生，加上香港接近大陸，對大陸的陰暗面不會一無所知。所以會有如「社會派」的學運分子出現。但他們屬少數派。
至於在1960年代活躍過，由先施公司後人馬文輝發起，立足本土，鼓吹自治甚至港獨的一鼓非共思潮，卻好像對1970年代以降的學生活躍分子，沒有半點影響。也許香港人真的太「務實」而缺乏大膽的想像。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曾經是「革命」代表的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等忽然成了萬惡的「四人幫」，對「國粹派」是「致命打擊」，他們理想幻滅，在學界的影響力漸減。
不過，當時學聯與大陸的官方關係依然良好，灰記1970年代末，就曾經於暑假隨學聯主辦的交流團訪問廣州及附近地方，與廣州的大學生交流，參觀樣板人民公社(那時還未正式結束人民公社)，樣板工廠等。那個時候，華國鋒還未被鄧小平鬥倒，但人民公社的神話不再，當地的幹部主要強調中國仍是貧窮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優越性未能完全發揮，但堅持自力更新，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套話。
當時個別廣州學生得知灰記在北美留學，甚有興致與灰記交流英語，他們努力認真學習的態度，亦令人印象深刻。畢竟「文革」令學校的「正常」學習中斷，事事講求「紅」，不求「專」，「革命」學生可以考試交白卷上大學，大學的教育可想而知。「文革」結束，較務實的作風抬頭，學生們回歸對傳統知識追求亦屬正常。
而當時這些交流團亦有自由時間，灰記飯後就與一些香港學生走到珠江河畔「探索民情」，偷聽一些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對話(其實他們說話頗旁若無人)，當中沒有半點「為祖國，為革命」的內容，較多是未來實際生活的願景以及對物質的嚮往，例如希望儲錢買電視機，買雪櫃等。
這些零碎的片段顯示中國一個空喊「革命口號」「務虛」時代的終結，一個「務實」時代的來臨。當時仍受外國毛派思想影響的灰記，反而有點看不起這種「務實」。
然後，灰記畢業回港，香港便進入前途問題爭議的1980年代初。 印象中，中英就香港前途的爭拗，對一般市民影響不大，生活如常。當時英方提出的三條條約有效論，以至主權換治權等，大部分香港人都表示漠然。
最近，互聯網上有「極端本土派」指，當年革新會曾作過民意調查，大部分受訪者都支持香港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人管治。他們因此而指摘「民主回歸派」是逆民意而行，「出賣」香港人。灰記以為，革新會的調查，正正反映一般香港人「務實」、被動的作風。
那個時候，香港經濟向上，一般人生活都可以逐步得到改善，當然希望維持現狀。但這種心態是非常被動，即是如果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固然好，不能繼續管治也沒辦法。於是，有本事移民的選擇移民「買保險」。換言之，那時一般香港人仍然只覺得香港是一塊賺錢的地方，並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更遑論感到被「出賣」。
其實最鼓吹維持現狀的一群，是那些行政立法兩局內的高等華人。但他們也是「務實」主義者，當英國人告知他們，香港主權要交回中國，雖然很多人感到失望、傷感，但最終都無奈接受命運。一些當年的港英精英如譚惠珠、范徐麗泰等更積極「洗底」/失憶，日後積極為新的主子服務，勸港人馴服。
當時灰記好像曾在報紙讀過有人不知是介紹還是討論「港獨之父」馬文輝的文章，但似乎也只是有關香港前途爭論的「應景之作」，在社會上似乎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
而除了當時的港英建制，積極回應香港前途問題的，就是那群多少有點中國民族意識的學生活躍分子，以及參與論政團體/壓力團體前學運分子。他們在不抗拒/擁護主權回歸中國下，提出關注香港以至中國民主。
當時學生代表曾寫信給中國總理趙紫陽，表達在香港落實民主的訴求，問香港的民主，究竟會是怎樣的民主，趙紫陽回信說，香港的民主，就是你們心中所想的民主（大意）。
然後就到1989年北京學運/民運的「轉折」。很多人都論述過，「八九民運」是香港人一次重大的政治啟蒙，以往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忽然投入不成比例的政治熱情，用香港「獨有」形形色色的創意，市民自發行動支援遠在北京的學生。這種政治熱情很「本土」，因為夾雜很多香港人「天真」的想像，但也脫離不了中國人的民族身份認同。
而當時的香港學生亦積極投入聲援北京學運，直至「六四」槍聲「驚醒」「天真」的香港人，認識中共殘暴的「本質」。當時香港人的選項也是移民，移民潮再現。當然亦有受政治啟蒙的香港人「誓與香港共存亡」。
當時的行政和立法兩局，罕有地合力通過十分進取，但對港英政府沒有約束力的普選方案，要求立法局直選議席過半。而學界早於1988年基本法初稿推出後，中大學生會聯同各書院學生會及學生報發起「一人一信」，建議基本法應修訂為「立法機關 75 ﹪議員直選，其餘由功能組別產生，而第一屆行政長官則由全港性公開提名並選舉產生」（中大學生報 2012年7月號）。因此公民提名並非學民思潮忽發其想，而是學界曾有過的共識。
在香港各界罕有對大力加快民主步伐的共識下，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對雙普選的作出相當嚴格的規限，完全不理會香港人的共同願望。那些「面對現實」的建制中人默默接受，學生則罷課抗議，不過沒有引起社會的迴響。
二十多年過去，香港民主進程愈走愈慢，議會政治被人詬病，泛民政黨，以至關心香港政治的學者及社會人士，與中共不對等的「對話」道路，最終於證實徒勞無功，所謂對話之路已盡，其實潛台詞應是「退無可退」，是相比建制派退完又退，照單全收，以至甘做說客、打手，不一而足的「唾面自乾」所僅存對自己人格尊嚴的一點珍重。
但學生已等不及那些「過來人」如何去重拾尊嚴，如何調整他們的策略，以歷來青年學生一貫的理想主義為號召，肩負起香港民主前途的重任。他們與「成人世界」最不同之處，就是堅持「自我」，「唔係諗中央接受啲乜，而係要講出我地要啲乜」。
而歷史總是諷刺的，1960年代提出本土民主自治，以至港獨訴求的馬文輝，似乎一早便洞悉真正民主、真正自治、港獨是三位一體。今日不論學聯、學民思潮的公民提名，以至泛民與佔中三子的國際標準、無篩選訴求，即所謂真普選，真正意義的港人治港，都被京官抨為是搞港獨。既然這樣又被批港獨，那樣又被批港獨，似乎學生們的直接了當，簡單易明的公民提名，勝過「成人世界」「虛無漂渺」的國際標準和沒篩選。
當然，這群「勇猛」學生也非石頭爆出來，無論幾年前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青年，以至今日學民思潮、學聯的學生活躍分子，都有一個共同起點，就是從參加「六四晚會」，認識「八九民運」開始。
今日，無論大家如何看待「八九民運」，如何看待燭光晚會，香港最大的政治啟蒙還是緣於似遠且近的北京政局，緣於種種如何應對那個家長式專制，隨時可以翻臉不認人的北京政權的想像，不管是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
而這個政權，與香港官商上層的勾聯愈來愈緊密，對香港的駕馭愈來愈路人皆見，所謂「黨人治港」，已經成為政治現實。無論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都要面對這個政治現實，不能如某文化導師及其追隨者那樣「自欺欺人」，當中共「冇到」，只追打那些「文化落後」的稻草人。
9月14日傍晚於遮打道台上發言的學聯代表這樣回應這個政治現實︰「中共我地有排同你玩，你睇住嚟」，這群不畏虎的初生之犢，發出很多被現實洗禮後的政客、學者…所不敢說的話。但現實是，中共已經「無處不在」，如何面對這政治現實而不被其「折服」，包括因恐懼而馴服，包括被對方的卑劣鬥爭文化所「俘擄」，而成為一樣卑劣的人，包括迷失了當初理想所為何事…是要大家積極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