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吳卓恆
之前讀到〈警察鎮壓，其實無須要理由──拆解「中計論」〉一文的觀點，提出關於中共會讓人混入集會群體偽裝示威者，煽動暴力以讓警察有鎮壓藉口（簡稱「中計論」）的說法應該被拆解，理由是（1）警察的鎮壓不需要藉口，以及（2）人們被「暴力是不好的」這一「迷信」束縛了手腳，使佔領變得被動，不利於佔領運動的持續。
我非常認同來自警察的鎮壓是必然的，不管有沒有藉口。但我不認為這說明【中計論】已被拆解。很明顯，作者對中計論的「鎮壓的藉口」之理解是不準確的。所謂中計論的核心並不在於擔憂鎮壓的發生，而在於擔憂鎮壓行為被賦予正當性的難度降低。一些政權可以拿來做藉口的「證據」（例如被拍攝到民眾主動毆打警察），其真正的作用并不體現在導致鎮壓出現，而是體現在鎮壓發生之後，政權為鎮壓進行的辯護為社會輿論所接受的程度和可能性增大，原因在於公民抗命的道德感召力被消減。
確實，不管你躺著坐著站著，它都施放了催淚彈，但如果施放催淚彈是在民眾主動暴力毆打警察之後發生，還會出現今日運動戰線擴大、抗命遍地開花的景況嗎？我不認為。政府為自己找藉口了嗎？絕對找了，但正是因為沒有任何依據讓該藉口被社會輿論所接受，才凸顯出了警隊的暴力和政府的無恥，具現了非民意授權政府可能帶來的惡果，也才激發了更廣泛的市民自發參與。
有效延長佔領時間確實是運動成功的關鍵，但並不因此使得道德感召力變得不再重要。當然，如果像作者所說的，有參與者認為開個傘就叫暴力，放個路障也叫暴力，那確實是過猶不及的泛和平化誤區，是作繭自縛，陷自身於被動。但我質疑持守這種觀點的人到底有多少（如果他們真的存在的話）以及他們多大程度上正在或可能會拖累運動的發展。
事實的情況是，沒有看到哪次警方衝擊的前線是沒有人開傘的，也沒有哪個集會現場是沒有放路障的。作者所舉出的“暴力”的例子（開傘、設路障、搶鐵馬）目前除了政府和蠢蛋之外，在公共論述中沒有出現過廣泛將之視為暴力的跡象。也正是因此，政府和警方才受到廣泛的譴責，不得不暫時約束鎮壓行為。且在輿論重壓之下，政府和警方之間已出現微妙的利益分歧，問責使得他們彼此之間的合作增加了成本。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政府缺乏“藉口”進行正當性論述都是使得佔領時間有效延長的重要原因。作者迴避（或忘記）去探討的暴力，主動毆打、打劫等等，這種暴力才是中計論真正指涉的“藉口”。
作者以兩個論據來拆解中計論，一是此論和“遊行等於中美國的計”一樣沒有根據，二是人們不應排斥暴力。第二個我已經講過了，作者提到的所謂“暴力”形式根本沒有被人們排斥。至於第一個論據，我必須說，兩個陳述的邏輯形式差異決定了其驗真或證偽的進路完全不同。
遊行=中美國的計是陳述的邏輯對等，證偽很簡單，你只要找出一個思想獨立行動自發理念清晰的遊行參與者就可以了，現在幾乎遍地都是。
中共會找人來煽動或偽裝示威者，為鎮壓在輿論中的正當化提供「證據」，是陳述的邏輯推演，是以預設的條件（動機、國際形勢等）為出發點推測一種可能的結果／手段，驗真相對容易，但必然滯後於推測變為事實的時候，證偽更難，只要預設的條件有一定的合理性，就算事實沒有以推測的形式出現，也不能完全排除推測成真的可能性。
所以這兩種陳述的類比其實並不恰當。至於這個所謂的【中計論】暗含的預設條件——中共的動機和／或其身處的國際形式——我想沒有人會否認全球化下普世價值、國際輿論和國際法／公約對威權／獨裁政體的政權合法性帶來的挑戰。這個國際形勢已和八九學運時有所差別，更不要說中國在當時和現在的外交策略了。而至於動機，回觀歷史，即使我們已經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一個獨裁政體，然而它所能表現出的兇殘，還是經常讓我們所料不及、難以置信。
所以，所謂的中計論真正表述的，是對公民抗命的道德感召力被有可能發生的「暴力栽贓」或者「暴力煽動」所消減的擔憂。我覺得這種擔憂並不是毫無根據。與其稱之為「中計論」，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危機論」。
我並不是說因為有這危機，所以叫大家撤離的鼓動就是正確的，我也不是說人們應該為此潛藏的危機感到恐懼。正相反，現場的經歷告訴我，留守才是對同路人最大的安全保障，因為事實證明，香港市民在應對謠言、穩定秩序、處理潛在和突發危機的學習能力都不是一般的高，而所謂中計論（危機論）帶給大家的對潛在危機認知和警醒，是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看來我并不認為這種認知和警醒已經帶來過度的恐懼，超越了留守的意志，或者削弱了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因此我不認為有必要像作者主張的那樣全面消解危機意識，只要它仍在一個正常積極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