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經過了連日來的佔領運動，梁振英於十月二十一日再次向公眾表示特首候選人應該經由提名委員會產生。不同的是，這次他並不只是複述一些既定而又合乎中央利益的條件。此前，無論是梁振英又或是其他建制派人士，大部分時間均在傳達一些既定的訊息，例如人大決定不能推翻，特首選舉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落實，選舉委員會是必須的等等。這些所謂的原因描述了客觀性的現實，就是中央希望這次選舉能在其操控下進行，並指出香港作為一個城市所擁有的有限自由度，但卻從來沒有提及為什麼這會帶給我們一個更好的社會。
梁振英提出了一個論點，若是特首候選人沒有設限，因為香港月薪低於一萬四千元的人口多於一半，政策就會向貧窮人士傾斜，並造成福利主義，而這會對營商環境不利。先跳脫我們既有的框架（凡是梁振英說的皆可無視），客觀地看待這個論點。他提出了一個理想社會應該有好的營商環境，並簡要說明了為何公眾人士對普選的訴求並不能帶來如此理想的社會，固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不應改變，對入閘設有要求也屬應該。
對此，我要給他一點掌聲，因為他遠遠超出我的期望（大概沒有任何人對他還有期望吧）。我們可以指出我們想擁有的理想社會和他說的並不相同，可以訴說營商環境和福利社會並沒有原則上的衝突，可以論述貧窮人口所要求的是均等的機會而非極端的福利政策。但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他的觀點，這也是一個有效的政治論述，透過這個論述，我們有機會由錄音機式的對話裏回歸一個正常的政治環境，去討論什麼樣的政策應該或不應實行，而原因並不是中央所訂下的規則及其面子，而是切切實實的到底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怎樣的社會。
上文指出了一些我們可以客觀討論的題目，我在這裏只想再補充一點。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裏曾指出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只應在向弱勢社群傾斜時才成立。他著名的虛構實驗—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環境，在這裏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所出生的地點，家庭，性別，身體能力，智慧等，所有人都沒有其個人及其他人的訊息，在這情況下，人們經由討論去建構他們可以接受的社會。這個經由大家協商而成的社會是公平公義的，因為每個人都被無知之幕所包圍，所有人都處於一個相對平等的狀態，不能亦不會單單由自己的利益處著眼，去決定社會的架構。這其實亦是形象化了中國人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念，因為在以上設定下，你大有可能是被害的那一位，所以也要由對方的角度出發思考。
跟據以上的實驗繼續推論，羅爾斯相信可以達到兩個理想社會的原則，一個是在不影響其他人的同等自由下，每個人皆應該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個是剛才所說的政策應對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傾斜，以及實行機會均等的原則。這建基於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長處能夠充份發揮，但同時間亦由相對弱勢的角度去思考什麼樣的社會才是理想的。我們可以相信一定程度的福利政策是公義的一部分，因為一個貧富極度懸殊的社會其實既不平等，也並不一定自由，更有可能嚴重剝削了弱勢社群的機會。
若我是建制派，一個理性而又客觀，但是虛構的分析會是：在二零一七的行政長官選舉這個議題上，特首當選人的可操控性是中央不可逾越的底線。我們可以在這框架下爭論入閘條件或是投票流程等細節，但中央並不能接受出現一個不遵從命令的特首的機會率大於零。首先，因為A，B和C這三個原因我們可以知道中央這條底線的真確的。既然所有我們所爭取的改變都源於容許香港人有自由選擇特首的權利，這其實就直接違反了中央的原則。那最後就是我們有沒有直接和中央對抗的能力。香港社會可能可以接受沒有所謂的經濟援助，但由歷史可見，中央絕對不會吝嗇使用武力，並動用解防軍，這可以由D，E和F幾件事情可以理解，最後決定我們的行動的，就應該是我們是否有決心，即使六四重演也要爭取普選的問題。但是，沒有一個建制派會作出這種論述，因為對他們來說，無論是解防軍或是武力鎮壓也不是重點，重要的只是不能宣之於口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