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學聯
我們應怎看待政府與學聯的首輪對話呢？
觀乎事後傳媒之報導，以及社交網絡之訊息，雙方都有意無意地審查新聞，實際就以立場定勝負，對話前已心中有數。當然，講辯論技巧和氣勢，學聯更勝一籌，畢竟政府一方依舊打官腔，以不同詞彙組合覆述同一論點，還外加兩個棄權旁觀的「代表」。可是，政治對話不是辯論比賽，所謂辯論技巧和氣勢只屬旁枝末節，絕非贏輸關鍵所在。
我認為，這場對話成了兩個政治廣告，政府和學聯各自推銷其立場，各有其目標觀眾，勝負就是多少客人上鉤幫襯。如是看的話，其實兩邊都贏，以巧妙辭令做足廣告宣傳，成功吸引顧客青睞。雖則政府和學聯的辭令技巧十足，但仍未找到消除危機的方向，首輪對話後已邁向死局。對話若就此膠著，任由事態惡化，最終輸的就是廣大市民。我們現在需要認清當前對話的本質，以及雙方僵持的癥結所在，以期能找到出路。
兩種政治辭令
政治辭令分兩種，一是義正辭嚴的原則與理想，是能換取掌聲的口號，二是拐彎抹角、不能明言的委婉話，想不犯眾怒地說明現實。
於是次對話，學聯於第一種辭令下了很多功夫。五位代表先是上了政治保險，無一句挑戰人大和中共的絕對權威，只指控港府所呈政改諮詢報告不盡不實，誤導人大作出八三一決定，頒下至為保守、有損人權的「普選」框架；上好彈藥後，由梁麗幗領軍，學聯開出重炮，本於法律觀點，指出中央有機制撤銷人大框架，也有修改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辦法，港府應該盡其憲政責任，作為香港人的代表，向中央呈請要求。對此政府一方幾乎無言以對，只能支支吾吾，推說門檻非常高，幾近沒可能。
這真是一個尷尬場面。
政府三位落場代表尚有政治智慧，絕未如特首梁振英那麼坦率，又那麼愚蠢。可是遇此情形，他們扭盡六壬，也惟有如同人肉錄音機，力圖以惹嘲而不惹怒的語言，重覆重覆又重覆第二種辭令，間接道出兩個重要現實：第一，特區政府是殖民地政府，只有「被諮詢」的角色，憲制事宜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宗主國一錘定音；第二，撤銷機制和修改辦法？跟中共談法律？你們懂的，大陸的法律憲制只是當權者的附庸和工具，更不消說以中共之實力與氣焰，對佔領群眾實不屑一顧，「太陽照常升起」。
譚志源局長論及「官員良心」這問題時，也許幾乎衝口而出：你們說的全都是無可辯駁的大道理，但全部同樣不設實際，無視政治現實。我們五個不過是「專業」的行政工具，能做的就只有提交一份「民情報告」，形式上向中央反映你們的看法，加上設立一個「朝野平台」，以求安撫一下民情。
辭令與觀眾
雙方辭令距離之遠，透露兩邊目標觀眾之不同。
過去近四星期，學聯的政治手腕有目共睹，那會不明瞭如此簡單的政治現實？所以偏重第一種辭令，此因其目標觀眾乃佔領者。九二六重奪公民廣場後，學聯連同學民出乎意料地躍身佔領運動發起人，可其代表資格亦僅止於此，並無在場指揮進退之權。學聯當上代表，佔領者無大呼反對之聲，正因學聯對其本無權威，何煩反對？
大家都持觀望態度，合意便歡呼和應，不合意就指罵打倒，大喊「學聯不代表我」！故此對學聯而言，當上代表實在禍福難料，只要稍為示弱，明言一句妥協話，就會淪為出賣群眾的「叛徒」，喪失僅餘權威事小，運動全然失控事大，故此一定「先安內，後攘外」。
相對而言，只要梁特首不再無事生非，政府實則游刃有餘。佔領運動有兩批人，分別是佔領者和同情者。雖則民意為光譜，各有等差，然分置兩極最能見其別，姑且粗略比較：佔領者是理想主義者，非得公民提名而不退；同情者則因九二八鎮壓而激於義憤，對梁特首及其聾盲政府再也忍無可忍，方走上街頭。
前者絕不服從政治現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總是少數；後者之參與，既有為一時激情所感染，亦基於對港府劣績劣行的理性批判。他們承認政治現實，要的只是政府聆聽和回應民意，以示尊重。這些搖擺不定的人總是多數。
除了中共，政府的目標觀眾就是佔領運動的同情者。林鄭月娥司長精通第二種辭令，當她帶著大家「遊花園」時，佔領者只是冷嘲熱諷，視之為庸碌蠢官，可也無從發怒；同情者則洞悉其避重就輕的語言迷宮，知道她正小心翼翼地講事實，即港府的無力與中共之「不妥協」，以期他們能予以體諒。當然，林鄭大概心裡有數，一旦同情者脫離佔領運動，政府要「不流血」清場絕非難事。
據個人觀察，就辭令之精妙與效果，學聯與政府各有千秋：佔領者對學聯一致好評，激讚五名代表的辯論技巧和堅持原則；同情者則逐漸隱身，靜觀其變，待政府之民情報告大綱及朝野平台方案出籠後，再決定是否重上街頭。
論廣告宣傳，雙方都是贏家，但論解決危機的方法，觀乎雙方辭令距離之廣，可見蹊徑難尋。
如何拉近辭令距離？
雖則學聯發言以第一種辭令為主，但仍有一些拉近距離的蛛絲馬跡，嘗試覓得雙方可接受的「下台階」。
學聯代表甫開場便解說「為何我們需要真普選？」，大意為多年來政府政策偏重既得利益集團，致大眾未能恰如其分地分享經濟成果，而民主普選就是一種制度手段，目標為增加廣大民眾之權力持份，令政府更迅速察覺及解決社會問題。即使多數時間在高喊原則，學聯還是非常明白真普選是手段，對治社會問題才是目標，甚至可說今日之危機植根於政府政策之失敗，令群眾意識制度之不公。
其後學聯代表多番提示，他們只是有名無實的代表，佔領者撤離與否在於政府如何解釋與交代政改問題。
如何算是解釋與交代呢？一如上述，學聯要求官員考慮提請中央，撤回人大決定及修改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潛台詞乃成功與否再不是港府與學聯的責任。即便如此，林鄭等早已接獲中共「不妥協」之指令，如今轉而卸責給大老闆，簡直自置險境，又如何能辦到？
此路不通，學聯又提醒，政制不公不惟特首選舉一項，還有立法會功能組別之竊權，既得利益者用之以殘民自肥，暗示政府可藉承諾廢除功能組別，抵銷真普選之訴求。但功能組別之存廢也不是港府說了算，不單要與一眾既得利益者角力，又必須中共之首肯，非一朝一夕能成事，更可能引爆其它政治炸彈，故此政府代表未有正面回應。
總而言之，學聯要求政府按照「公民提名」或「廢除功能組別」兩大要求，交出一個確實可行的政改路線圖。可是，港府何嘗不是有名無實的代表？縱使學聯試圖另闢蹊徑，仍難以拉近雙方辭令之距離。
如果任由對話就此打住，街頭局面走勢不容樂觀，或許我們應嘗試轉換議題。
「政改是惟一議題」乃學聯對話條件之一，可現時只糾纏於作為手段的政改，未見有所突破，而對政改所望能對治之社會問題卻鮮有提及，視之為離題。可歸根究底，今日困局乃因政府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所以我們才需要真普選，期待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
我相信，「如何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就是兩種辭令的交匯點，對話期間學聯主張藉真普選來達致這一點，而官員亦竭力重建市民對政府之信心。我明白，「如何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是捉不著的空洞議題，難及「政改」那麼切身實在，即便成功轉移，也要另定細項討論。事到如今，最好官員能洞悉這一點，由政府於對話以外，另行闡釋未來治港方針，近可繞過對話困局，遠則望補救政制之缺陷。
最為要者，大家要明白學聯及政府各有內部制肘，難以放鬆辭令，另外也要細思手段與目標之分別，反省佔領運動之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