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以「城市需要戲曲嗎？」為題，邀請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團長茅威濤與香港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對談，座無虛席，我有幸也是座上客之一。聽兩位分享傳承戲曲的經驗，以及有關戲曲發展前景的思考，獲益良多，啟發更多。事隔月餘，才勉強整理到一點頭緒。
竊以為「城市需要戲曲嗎？」這問題，其實假設了很多東西，答案也不只是「需要」或「不需要」那麼簡單。首先，「城市」是指怎樣的城市？中國的？外國的？現代的？古代的？戲曲是中國獨有的表演藝術，儘管崑曲和粵劇已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世界文化遺產，但從藝者和觀眾仍以中國人佔絕大多數，因此問題裡的「城市」，應該是指「中國城市」而言。不是說外國人不能回答這問題，但他們至少不是問題的主要對象；正如日本人大概不會問中國人「城市需要能劇嗎？」一樣。
那麼，「中國城市」又是怎樣的概念？中國的城市跟世界各地的城市一樣，是百姓聚居、商旅輻輳的通衢都會，也是文化的搖籃與載體。中國的城市曾經孕育戲曲的興盛，也曾放任它被人棄如蔽屣。而「城市需要戲曲嗎？」所叩問的，自然不是見證戲曲輝煌的城市，而是戲曲面臨生存威脅的城市。
那麼，摒棄戲曲的城市又是怎樣的？百餘年來西風東漸，中國政治腐敗、經濟衰落，使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戲曲作為傳統文化元素最集中、最凝鍊、最精緻的藝術形式，亦難免淪為代罪羔羊。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中流砥柱魯迅和胡適，彼此政治取向迥異，但卻不約而同地對當時最受歡迎、名角輩出的京劇諸多批評。站在觀眾的立場，演來演去盡是那幾齣，再精采也難免生厭。同時，電影、話劇、音樂等西方藝術和娛樂形式傳入中國城市所造成的激烈競爭，以及生活模式與節奏的急遽改變，城市居民對戲曲的歡迎和重視程度每況愈下，似乎是無可挽回的必然趨勢。茅威濤坦言，內地曾有一場戲曲演出，只賣出六張票，情況慘不忍睹。換言之，「城市需要戲曲嗎？」所叩問的，其實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居民的生活模式和節奏──甚至思想方式、審美眼光等──已全盤西化，講究效率、回報、直截了當、官能刺激的所謂「現代城市」。
在這個背景下，茅威濤引用國學名家梁潄溟先生的「三境界論」與美國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的hierarchy of needs理論，說明戲曲在現代城市存續的契機。根據上述理論，現代城市居民在解決了衣食住行和人際關係穩定等基本需要後，就會追求心靈和精神上更高層次的滿足。茅威濤說：「我以為劇場應該是城市人精神和心靈的安放地，更是幾乎可以替代宗教的場所，是城市文明的象徵和代表之一。」接著她介紹了浙江小百花三十年來的發展與改革，尤其是她接任團長後，制定劇團改革方向的考慮，改革的實際方向和內容，還有一些劇本及表演創作的經驗。
從票房、口碑、演出和製作水平來說，浙江小百花的改革顯然是成功的。更難得的是，三十年來他們培養了不少年青、高學歷、熱愛藝術、勇於批評的觀眾，與浙江小百花一起成長、一同進步。這就是我常說「觀演相長」的理想境界。但在震耳欲聾的掌聲與歡呼之中，他們也不是沒有危機的。最深刻的危機，就是無以為繼。越劇有幸出了個會演戲、會思考、高瞻遠矚的茅威濤，浙江小百花的改革方向和內容都是她領導之下一步一步實現的。但她在某天退下火線之後，有人接得上班嗎？她親手培養出來的「富二代」，連自己演甚麼、怎麼演也拿不定主意，甚至不想動腦筋，只等老師來教。她們擔得起這個重擔嗎？
這邊廂聽茅威濤侃侃而談，那邊廂自然想起香港粵劇改革的先鋒之一白雪仙。兩位同樣目光遠大、魄力驚人，亦創下了難以踰越的高峰。白雪仙創辦的「仙鳳鳴劇團」，還有兩年就要慶祝成立一個甲子了，影響力至今未減，堪稱傳奇。但如今誰還有這份雄心壯志和深厚實力，改善表演質素，帶領觀眾提高欣賞水平，進而提升粵劇的社會和文化地位？
浙江小百花的成功經驗，固然值得借鏡，但不能忘記，這與內地戲曲行業的結構與運作、內地的城市面貌與人民素養也有密切關係。首先，內地的劇團都是政府資助，臺前幕後都是公務員，只是由於改革開放，增加了提高入座率和票房收益等工作表現指標，甚至逐漸改為自負盈虧。某程度上，浙江小百花的改革實驗，也得力於政府經濟和政策上的支持。反觀香港，無論劇團規模大小，均按照商業原則運作，買票的觀眾就是「米飯班主」，誰敢隨便挑戰他們的欣賞喜好和習慣？於是只能在無關痛癢的枝節上下點功夫，甚至因循守舊，務求降低經營風險。久而久之，觀眾的水平無法提高，就難以鞭策臺前幕後努力上進，於是形成惡性循環，大家一起因循下去。
更重要的是，內地經歷了數十年玉石俱焚的政治動盪，傳統文化被摧殘殆盡，無論為了吸引遊客、賺取外匯或是真心誠意的痛定思痛，政府與民間均對傳統文化充滿好奇和熱誠，近年內地中央電視臺製作的《百家講壇》和多部歷史、文化紀錄片均大受歡迎，歷史題材的消閒書籍也層出不窮，可為明證。加上近年內地經濟增長迅速，城市生活節奏愈來愈急速，壓力愈來愈沉重，確實需要開始沉澱一下，追求各種心靈的慰藉。這從國內外旅遊人數節節上升、名山大剎香火不斷、各類娛樂和藝術形式均不乏捧場客等，亦可見一斑。浙江小百花看準了這個需要，推出多個契合觀眾心靈的劇目，加上部署精密的市場推廣策略，成功絕非僥倖。然而在香港，市民教育水平甚高，但多數人一直停留在為口奔馳、解決基本生活需要的階段，心靈和精神的追求相對薄弱，對傳統文化也沒甚麼感情，遑論敬意和珍惜。賺更多的錢、吃更貴的菜餚、住更寬敞的房子，是不少香港人的信仰，也是他們量度「成功」的指標。別說今天千瘡百孔的社會，即使上世紀八十年代號稱「黃金時代」的香港，除了吃喝玩樂、聲色犬馬之外，又有多少人注意文化和藝術的發展？「看戲、聽歌不過是娛樂，但求輕鬆惹笑便是，幹嘛那麼認真？只有搵食、賺錢才需要認真。」何況歷史、文學從來是最不受重視的科目，連很多家長也認為子女唸這些沒用，取材自歷史故事、民間傳奇的粵劇，怎能吸引年青觀眾？正如上次看《隋宮十載菱花夢》碰到的學生，他們連「破鏡重圓」也沒聽說過，怎能奢望他們看得懂戲文？看不懂，自然要打退堂鼓，或者回到看帥哥美女、嘩眾取寵的噱頭之類的老路上去。換言之，無論年青觀眾學歷有多高，只要他們缺乏歷史和文學的基本修養，對劇本和表演水平仍是無能為力，甚至不屑一顧。我真的很想知道，面對這樣的環境和觀眾，幹練強悍如白雪仙和茅威濤，又會如何應付？
作為香港代表的汪明荃，發言不多，也不及茅威濤情理兼備、有條不紊，但她多年來傳承和推廣粵劇的熱忱無庸置疑，也使人由衷的敬佩。她談到工作上的挫折與艱苦，屢次眼泛淚光，更令人感動復感慨。只盼汪阿姐不要氣餒，繼續為香港粵劇出力，但前提是建立正確的方向和目標，方見成效。我曾不厭其煩的指出，除培養臺前幕後的新秀外，培養具備一定鑑賞能力的新觀眾，或者提升現有觀眾的欣賞水平，更是刻不容緩。倘若沒有觀眾，就無法成就一臺好戲；如果觀眾不懂戲，表演技藝再高超、音樂演奏再精采，也只是對牛彈琴罷了。
講座結束前，有三名觀眾提問，都是茅威濤的戲迷，而且提問內容都與講座沒甚麼關係。講座結束後，瞥見一大群觀眾守在戲院門外，想是為了一睹茅威濤的丰采，不禁暗忖：剛才茅威濤與汪明荃的肺腑之言，不知有多少觀眾聽得進去？至於那些看人不看戲的觀眾，會感到慚愧嗎？轉念又想：不少新晉演員也在座，他們對茅威濤演繹新版梁山伯前，要按照人物性格和劇情構思三個不同出場方式的認真勁兒，又有多少體會？多少省思？
如今仔細想來，「城市需要戲曲嗎？」未免多此一問。至少像我這些真心喜歡戲曲的忠實觀眾，根本沒有別的答案。然而這對於不看粵劇、不認識戲曲的一般市民來說，卻是值得深思的課題。正如現代西方社會中，歌劇也已成為陽春白雪，但沒有人會否定它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地位。誠如羅懷臻所言：「當外行人也來看戲，戲曲才稱得上真正的興旺。」真的，有沒有興趣、喜歡不喜歡，看過再說，別讓道聽塗說的偏見蒙蔽了雙眼。即使不喜歡也不要緊，只要心存尊重，認同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就很不錯了。但在本土意識高漲、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數典忘祖的今天，我實在不敢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