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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城市規劃﹣﹣兩年工作經驗感想

何謂城市規劃﹣﹣兩年工作經驗感想

圖:古洞北發展關注組

原題《新界東北發展分區計劃大綱圖申述會講稿:何謂城市規劃﹣﹣兩年工作經驗感想?》

按:此稿為新界東北發展分區計劃大綱圖申述會所預備,申述後經刪剪編輯

主席、各位委員早晨:

我現在就《粉嶺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FLN/1》及《古洞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KTN/1》發表申述。雖然我是城規會各申述會的常客,知道大家可能未必想起我是誰,礙於老闆擔心我真的會指著某些委員罵髒話,我還是鄭重的宣布一次:本人陳大鼻(偽名)今日之出席是謹代表三位授權東北城規組的市民,與所屬公司完全無關。我只不過是一個年約廿幾的土生土長的青年。在本地大學讀文化研究,期間在一基層勞工團體實習,畢業時曾幫一位立法會議員助選。之前所述的公司是我第一份長工,參與深信專業的城市規劃界圈子,過去可說未曾了解過這門專業。

每次坐在這裡,我們都相信城規會不等如政府,不是那麼不可能被動搖。每次坐在這裡,我都問自己,到底要扮到有多專業才可說服眼前的人﹣﹣來自五湖的委員們,規劃師、工程師、建築師、醫生、教授……或者我要明白的是,大部分的委員都跟我一樣,都是規劃的門外漢。我們坐在這裡都是因為我們必須要關心香港未來城市發展的人,無論我們腦內對未來有何想像,又因為是義務還是熱心。在這個房間,坐在各自的位置,你就必須要聽我的意見。我願意跟你們講,因為你們多一分權力和義務,在座的各位有權決定我家門口那塊地是用以建屋或是蓋公園,一個決定,改寫無數人或生物的命運。正因為如此,村民坐又坐船的橫渡維港來到各位面前,熱心市民請假帶著資料來講,為求的是閣下可以打開耳,聽聽這個世界在發生甚麼事。

城規會的網頁寫,規劃是「為市民締造一個組織更完善、效率更高和更稱心的居住和工作環境。」然而這些都是虛詞,何謂組織完善?何謂效率更高?何謂更稱心的居住和工作環境?是對於規劃者而言?對於你而言?還是對於新界東北居民而言?新界東北,460,000人、60,700間屋、37,700 個職位、2022首階段完成、2031 年全部完成;住宅、商業、零售、休憩;綜合交通系統、行人及單車網絡;剷去28公頃的常耕農地,提供「收回及清理土地的一般特惠津貼及特設特惠補償」換來的一切,就是一個香港市民所需要的一切?就如海洋公園為安安、佳佳、盈盈、樂樂設置一個居所般容易?

我這次不會講有幾多花鳥蟲魚值得大家關注,亦不會講村屋政策到底有幾可怕。在數字的背後,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和腦力去想幾個問題,兩年以後在的腦內盤旋的問題:

1)何謂城市規劃?
2)何謂好的城市規劃?
3)何謂好的規劃過程?

我理解第一條問題問的是「自身的責任和關係」,像今天,你到底是甚麼身份坐在這房間?是受影響的農民、關心香港未來的青年還是手握東北生殺大權的委員?找到自己的身份時道要問第正條問題,問自己理想的城市是怎樣,現實又是怎樣?理想與現真之間有著甚麼的落差,為什麼這個落差會出現?然後就要回應第三條問題,我們如何透過規劃過程去用自身的力量去改變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城市規劃:政府與專業人士的小圈子遊戲

我開始看書,據聞〈規劃理論〉是大家的入門書,前言《評介歐門汀葛的〈規劃理論〉: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跨界對話》有一段這樣說:

「規劃實踐是透過國家與國家相關的專業組織等高度科層化的功能體系來執行。一旦規劃專業循其他專業的路徑來建立專業本身、專業成員與政府部門的關係,規劃者、國家與專業團體之間即形成互惠關係的基礎。一方面,政府需要規劃者來支持,合法化政策;另一方面,規劃者與規劃專業團體需要獲得國家合法化專業知識與證照資格,來合法化他們的專業主義以及附帶的地位與利益。這種規劃者、專業組織與國家三合一的體系,是規劃影響社會變遷的因子。」

為了在熒幕前的現場觀眾,我嘗試用人話解釋。如果市民要接受規劃這回事,就必然地明白到這是一個由當權者所領導的專業人士自上而下的城市建造過程。以新界東北為例,國家即香港政府,規劃署職員及各委員是規劃者,其餘提供技術支援(馬路流量、環境生態)的政府機關或顧問即是專業人士。當中並不存在獨立於誰誰誰,是不可避免的關係,而普羅大眾卻因為無資本與知識去參與這場遊戲角力而被排除於外。

政府及規劃署規劃專員一直指計劃是有跡可尋,就是1998年的「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2007年的《香港 2030》、2008年開始的諮詢。政府在地圖上一指就開展研究,規劃署隨即參與,讓城規會過目才推出作公開諮詢。政府完成了每年房屋供應量這份功課,規劃專員完成了研究這份工作,而委員亦達成了諮詢這份義務。在這個只為互相鞏固權力和地位的遊戲場中,人們就如SIMS CITY中周圍遊走的黑點。市民大眾就一直存活在各位的想像裡,直至到諮詢期提出相反意見才令各人知悉原來這是會思考的人。對!我們就是因為重視這次規劃,才知道自己曾經如何地被無視。

30年過去了,我們還想要「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的城市嗎?

政府強調是次的發展計劃是「以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為基調」。因循先例,最多是被譏笑為保守沒進步,不會犯致命大錯。新市鎮發展模式指的是甚麼?開山闢石填海收地,推到現有的一切,像新世界一樣。借用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對911世貿大樓原址之比喻:「歸零地」(Ground Zero)。在以經濟發展為大前題的80年代,目空一切,環境社區關係等等都不重要。然而Ground Zero不是甚麼也沒有:

「我們度過每日生活時,包圍我們的那些再現的空間與時間,同樣會影響我們直接的經驗,以及我們詮釋和理解再現的方式。我們甚至可能不會注意到納入每日生活的空間次序的物質性質,因為我們緊緊追隨未經檢視的例行事務。但是,正是透過這些日常物質慣例,我們才吸收了某種空間再現如何運作的感受,其且為我們自己建立了某些再現的空間(例如,在熟悉的鄉里或『安適家居』時,有發自內心的安全感)。我們只有在某樣事物很顯然偏離位置時,才會加以注意。我要指出,真正起作用的,是範疇之間的辯證關係,即使為了理解的目的,將每個元素結晶出來,成為空間與時間經驗的獨特態勢,會有所幫助。」

這段字講的是集體記憶和生活故事之重要,我們對於新的發展和空間的期望是建立在舊有的認知之上。看過無情的天水圍和將軍澳,望著每天一點一點因為村屋興解而消逝的農地和郊野,我們更加珍視現在新界東北所有的一切。我們真的想那些一直住在廣闊田野的公公婆婆上樓面著四面牆嗎?當有環保團體問為什麼不可保留現有農地,規劃署的回答亦只是28公頃常耕農地受影響,會安排復耕及賠償安排等等。為什麼農業可以削可以搬,但哥爾夫球場不可以?問及古洞北的工業如何受影響時,只說51公頃的地會受影響。為什麼新提供的37,700個新的高科技行業職位可以取代現有工業?當佔領運動在旺角、銅鑼灣發生,人們為了重奪馬路而高興時,為什麼新界東北仍然有各條大馬路分隔?兩萬多份的意見書所表達的是人們對未來的想像與政府由上而下的規劃不同。

三十年,香港的新市鎮都要變舊市鎮。如果擴展是沿用舊有的模式明顯是沒有汲取以往的教訓。我們不要在土地上種樓,不要河川變馬路明渠。當務之急是優化現有的土地,如此貼近城市邊緣的農地在世界各地鮮有,有機地建立多年的工業村是難得。政府時常講機遇,新界東北現在就是大大的機會讓政府痛改前非,拉近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各個團體都提供了不少保育方案,我就不在此詳述,還請各位慎重考慮。

我們要自主規劃!

香港規劃(新界東北規劃)是自上壓下來這點就更無可辯駁。自上而下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不過是追問本源在何處。當然,你可以無恥的問自上而下的規劃有甚麼問題?關乎全港市民及物種的生死住屋和就業,當然要由一班具備有相關知識的專業人士來執行。那不過是顯示的對現實的無知和缺乏想像力。上星期出席了一個論壇,有維也納的城規人員出席,講述如何改善市內規劃,將最繁忙的馬路變成行人專用區,增加區內的步行及公共空間。起動九龍東的職員也有去,問如何面對反對聲音。答案很簡單,把問題交給群眾去想,放一張桌子和一份午餐,他們就可以告訴你這是不是一個好的公共空間。九月底香港人在佔領街道,一個月來,除了政改的討論,有機的社區建造亦值得各位借鑑。環保能源、垃報分類、行人單車狗可共融的街道、城市耕種、社區藝術、小販叫賣,人來人往又井然有條。在面對道路不通,人們很快就適應過來。長遠來說,我們應該做的是改革城規制度。今日,大家要做的事是聽取民眾的聲音,為了保衛新界東北而來到這裡,各人的聲音。

最後要送給各位委員的一段字,是陳健民較早前為佔中運動而在《明報》專欄寫的〈何苦與一代人為敵?〉

「Saul Alinsky在Rules for Radicals一書的的序言中,描述1960年代美國年輕抗爭者的心境,和當下香港何其相似:他們對上一代經常掛在口邊的經濟發展沒有感覺,因為他們視此為理所當然。但富裕社會帶給他們父母的是無窮的工作壓力、胃潰瘍、憤世嫉俗或者犬儒、爭吵或者離婚。他們不想重複成人的世界,他們追尋的是不同世代共同渴求的東西——意義——我們的生命和世界存在的意義。他們似在搗亂世界的規則,事實是他們在尋找一種新的秩序。」

希望我們的呢喃可以撼動這難以動搖的系統和規劃多一點點。趕著這尾班車散播多一點點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