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朋友說，他和幾位媒體界朋友（據說包括一位著名的香港電影導演）都想過一個最震撼的結局鏡頭：
一天，當警察要清場的時候，發現整個佔領區已經消失了，只留下一張大海報，寫著「WE WILL BE BACK」。多有電影感。
退一步，即使不是「忽然消失」（這其實不可能），如果以一種進取的姿態主動執野走，把整個過程拍下，都可以肯定是國際媒體的頭條。
國際媒體的關注，原因不只是很多勇士、人民的貢獻，還因為很多文明行為得以透過媒體傳播。這不僅僅是什麼是否文明、是否太軟弱的問題，而是在想像力的層次上令人感到 unpredictable 和 exciting。想想這次運動有多少次「意外」令它延續，佔旺、佔銅、龍和道、各區的各種建設、獅子山的大旗、各文明行為。這些都不僅僅是源自政治的價值取向、政治判斷、或戰鬥策略（這些男性政治主體最關注的事情）。那很像是一種很 stylish 的 creativity（很多只關注狹義政治的人沒有，很多普通民眾卻有）。
一些讀社會運動的人，也許想著如何 mobilize 人；讀國際關係和政治學的，可能想著各種政治精英的結構，讀藝術的關注藝術創作，還有各種各樣的角度。讀媒體的人，大概不少以如何製造所謂媒體事件 media event 和奇觀 spectacle 去想像故事的結局。
很多時，人們指的「撤退」都很負面的想像，是因為它給人「失敗」的感覺。但是，如果以視覺的震撼去製造一個開放的、又充滿希望的感覺，那這種「撤退」其實不是「退場」，而是告訴你：「我而家自己走，準備下一次完全攻陷你」。
「不可能啦，沒有人可以控制群眾的了」，導演朋友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