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傘運動開展以後，我一直都留意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高官對於青年及學生參與這個運動的回應。我發現大部份不明白和理解學生想法的人，大多會以經濟和建制的角度去看這場運動，從成人的角度來看，這場歷時七十五天的佔領運動，在金鐘已經「軟著陸」地落幕，但在青年的眼中可未必。為了探究佔中前後官員與社會大眾的回應與未來青年工作的發展，我先粗略歸類政府官員與社會人士的回應為三個方向，包括諒解、埋怨、同情。並思考在這些論述和發展方向之下，青年工作可以有多超乎現實的狂想。
第一類是對學生參與運動表示理解，大公報引述行政會議成林健鋒在9月11日的回應指「學生有理想、有激情、想改變現實是可以理解，但必須徹底認清現實，學懂適應現實情況。」這一類的回應通常以理解開首作為糖衣包裝，卻配多句「但是」，這才是他們心底裡的說話，乍聽之下也不禁讓人回想他第一句所指的「理解」；是理想與現實的角度問題、還是假理解與真指責的問題，而這些彷彿流於角度問題的言論，就像大家對「真」普選」的討論一樣沒完沒了。
第二類是埋怨學生「搞出個大頭佛」，他們的言論指國家、社會沒有虧欠這一代的年青人，反而讓他們生活於一個較上一代生活穩定的社會，這次的佔中運動不單單破壞了香港的經濟，也影響了特區與國家的關係。誠如852郵報引述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於電台的訪問批評指「佔領行動將香港整體利益擺咗喺最大經濟同政治風險，有破壞冇建設：一為年輕人的將來鑄下很大的烙印，二對政改有害無益。」再加上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於12月10日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指參與佔中的青年「無嘢好輸，佔中囉、瞓街囉，好可悲」。正正代表作為建制派議員根本未有反思在這個經濟至上的制度和香港發展，根本不能滿足新一代青年對理想香港的期盼。
第三類是同情，或者嘗試理解學生而不加以批判他們行為的言論，雖然在香港社會實在少之又少但卻是存在的，例如曾任政府官員的青協總幹事王䓪鳴接受信報財經月刊12月號的訪問指出「在房屋、就業、教育等方面渠道都塞了，青年人感到處處碰壁，政府沒有大力去通渠，最終一次過爆發。年青人不像老人家，向上渠道一塞，感到無路可走，就會走出來反你的。」當然，她沒有明言在埸學生的參與主因，但卻暗自道出整個香港社會制度的失衡失效。但佔領的真正主因，在社會上卻鮮有地得到社會人士的「揭露」。蘋果日報於11月29日訪問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他指出青年為民主發展而努力「現時青年人是普遍對政府不滿，且對政策發展有強烈訴求，並非加強青年工作、增加上流機會就可解決。」不禁讓我反思，是否身在政府的高官、議員，都沒有這個睿智、這個自由、甚至這個勇氣，去道出佔領青年「路人皆知」的訴求呢？
雖然三種言論的取向，未必有助大家窺視未來青年工作的發展和方向。不過，自特首梁振英在10月23在東方日報訪問時承認政府在回歸以後未有做好青年工作，並於11月29日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中提及將計劃以專責小組回應青年的訴求。直到最近官員頻頻放出港英政府式青年工作思維，加強「有活動、無暴動」的果效，以圖用鼓勵青年跳舞、追韓星甚至坐摩天輪等措施消減青年精力、轉移對政府的不滿，實在令人心寒。若政府官員對於青年工作的理解，只流於以上活動、甚至加強基本法及愛國教育，實在令人擔心。
過去在國民教育一役，甚至近日政府即將改動通識科，以減低香港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可見政府已經對教育張牙舞爪。今次，特首明言要「加強」青年工作，首當其衝的一定是社福界，香港的青年工作一直由政府撥款非政府的社福機構，並由社會福利署監管。近年，不難看到政府「動作多多」把不少資源從社會福利開支轉交「推動青年發展」為其中一項使命的民政事務局，且看局長的大名以及過往民政事務局的活動，不難明白所謂青年工作的「戰埸」，已經由教育同時發展到社福界，可以預見日後不少「青年工作」的資源，將需要社福機構與民政事務處好好配合。
如果你認為社福機構與社會福利署，在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發展仍然有一絲「同聲同氣」的奢望，那若把申請和審批的方向，交由民政事務局會是未來青年工作發展的挑戰，將來的「青年工作」，應該會加強由上而下的青年發展和控制──正如當初香港發展青年工作，就是要處理67暴動後的青年一樣，只是過去經歷數十載的經營，社福同工都極力爭取一絲的空間和平衡，所以「維穩」味道看似減了一點，但背後最大撥款者的政府，「維穩」意味仍然極為濃厚。再加上香港的社福界生態極為傾斜，加上資源「貧乏」，往往需要透過「處心積慮」去尋找、誇大和病態化青年的問題，作為尋求新資源的方法。好像不適時「嚇一嚇」政府和社會，就未必有資源協助青年，但試問多少「青年問題」的專家，除了發掘青年問題之外，與政府所謂的「青年工作」有多大的分別呢？
答案是沒有的，當政府需要意識青年有問題，還要在一輪社會關注下、減低或解決青年問題才會願意撥款，社福界為了資源，自然「願意」──容許我為社福界留一點骨氣，去滿足撥款單位的申請要求，去推行所謂的「青年工作」，相信這個循環一直困擾很多有心的社福同工，強迫自己，用「專案」滿足政府的需要。再加上政務司司長李鄭月娥於12月10日明言「不會天真得以為（金鐘）清場代表事件了結」，作為社福界及青年工作者，對於政府明言加推「政府特色青年工作」又豈能有一絲的鬆懈呢？佔中後的（又或是清場後）的青年工作，除了面對政府的「青年工作」的銀彈攻勢之外，還很著重同工的心，能否抵禦新青年工作的衝擊。
為了思考這個佔中後青年工作的問題，下午我特意走到已經回復「正常」的金鐘，看著曾經很熟悉，以為一出地鐵站「幾步即到」但已經消失了的夏愨村、自修室。呼呼的車聲喚回我到現實，沿著政府總部的行人路，邊看看網上的言論，邊想著青年工作，轉眼來到「公民廣場」（又稱政府總部前地），我突然多了一點思緒。想起三年前政府硬推德育汞國民教育科一役，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成立，成功把學生和青年的聲音都帶上香港的政治舞台，最後，他們把政府意圖為他們準備的大禮都推倒，成功保住大腦，也洗了不少香港學生和青年的腦袋，自此學生在政策有著不能忽視的影響力。既然，學生可以推倒「國民教育」，那守護香港「青年工作」的責任，也可以不需要倚賴那一小撮強調自己政治中立的社會工作者身上。
如果「自己香港自己救」的話，那「自己的青年工作也可以自己救」。我就和各位看到這裡的朋友，分享我對青年工作的狂想。自清場那天開始，香港的青年，可以加緊關注，投入、甚至回應所有抗著「青年」旗號的政策、工作、活動和服務。雖然青年工作在云云眾多的政策，比起政改可能微不足道，但作為「青年工作」的服務使用者，我相信大家絕對有這個空間，可以全面佔據所有與青年相關的活動和政策，包括像國民教育一樣，逐步審視相關的政策、內容及文件。除了政改之外，最急切的是與社工築起社福界的第一道防線，從社福服務開始，關注每一個新增的青年工作服務及項目，並阻止「政府式青年工作」推進。
我這樣說看似有點空範。舉個例子說，教育局今年向每間學校撥款五十萬元，以向同學推動生涯規劃教育。或者各位同學都發現新學年學校多了新的老師，卻不知道原來是學校為了推動生涯規劃而以津貼聘請的。又有可能發現學校增加了生涯規劃的活動，但你卻未必真正受惠的，需知道這些撥款和政策，很多時候能夠直接花在青年和服務使用者身上的，有利於大家的都未必很多。追源溯始，大家會開始看到政府所謂「青年工作」及政策的支出，根本未必大部份落到青年身上。這個時候，大家也可以循著很多既定的渠道和方法，表達對資源和撥款使用的關注。再絕一點，青年還可以走到居住地附近的青年服務中心，了解他們的活動和服務。用行動讓社福機構重新反省若青年作為服務使用者，不單單回應政府的需要，反之應該回應青年的需要。對於那些視青年為問題、解決病態化的服務一一關注，並向機構和中心反映。
除了社福界的「青年工作」之外，大家還可以「佔領」香港的政策及其制度，當政府明言會「多聽」青少年的聲音，讓青年走入議會，請記著「誰都不能代表我」的原則，身體力行踢坎那些妄言想代表大家走向建制、擁抱建制的青年聲音，青年中當然可以有支持建制的聲音，但不能讓這一小撮的，都代表大家。若大家難以「幸運地」進入政府的諮詢架構之中，那就想辦法加強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不要甘於被學校的教育，你知道有些學校的教育是以愛國聞名的，並再想盡辦法擠身青年論壇、青年事務委員會等等的組織，這樣的佔領，是持續而有策略地為已經「建制已久」的制度換血。不要擔心和懼怕建制力量花了大量的資源染指各個制度，簡單的可以從學生會、學生代表會中做起，某程度上，我認為在建制學校的同學，要力抗塗毒、要慎思明辨的難度，一點也不比在政策層面的換血簡單。
當我看到大部分的留守的學生，都不單單本著改變成人社會的不公義，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等等的祟高理想，已經看到香港的教育，是一條不能失去的防線，我們要確保政府所謂的「青年工作」在教育界和社福界，不能發揮維穩的作用，而是要青年影響 青年，提升香港整體青少年對社會、對政策及政治的敏感度。就如二零零二年時任特首的董建華大力推動香港的專上教育，美其名回應智識型經濟的挑戰，卻暗地減低青年的失業和待業率，但同時無心插柳地讓更多香港的青少年，可以在教育的領域中，提升對香港理想社會的追求，所以在十多年後，香港儲起了一班專上學生和同學，願意本著自己的能力和信念，挑戰不公義的社會，這個力量，其實也是政府所給予的。覆水難收，我相信這些思想會如潮水般散開，只要加深概念和思考的能力，學生的確有機會改變現存已腐化的制度。
當我聽到社會有人在指罵學生「食得飽飯多」、「讀多啲書」、「香港無欠你，你做咩搞亂香港」的時候，我會想，從來有志向和遠見撥亂反正的人，也不會和其他人一般見識。特別是對於一班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以成人世界「以大欺小」、老而不「義」的成人在他們所建構的所謂「美好」世界中暢泳，我總想播點既有理想又有激情的青年狂想曲打消他們的雅興。多謝他們打造了穩定的香港，但青年是時候打造屬於他們的香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