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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道上班的白領

一名最普通的中環白領,人生最勇武的是曾用拖鞋打死蟑螂。928著實哭了一整個晚上。然後第二天上班,上司第一句話是:你今天穿了大家樂的制服嗎? 網誌

社運

雨傘世代的反蛇齋餅糭(七):不如先理順我們的集體意志

雨傘世代的反蛇齋餅糭(七):不如先理順我們的集體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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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Manson Wong

《孫子兵法》第一章《始計》,以五個大方向,判斷一個國家的戰鬥力;當中第一個要點,是「道」:「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意思就是,全國需有共同意志,才能死生與共,發揮出整體戰力。放在民族層面,道就是建國神話;放在公司層面,道就是品牌意志;放在社會運動,道就是共同目標。孫子將道排在第一,就是意志比資源、領袖、或組織都優先。

西方的兵法家,以卡爾‧馮‧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為代表。在《戰爭論》中,他寫到了一個千古難題:戰場瞬息萬變,高層指揮官,不可能做所有的決策。如要中層指揮官的決策恰當,中層指揮官必需明白,到底為何而戰、因何而戰。沒有一體意志,中層指揮官的決策必會偏差,令敵人可以分化,繼而逐個擊破。

對了後現代,電腦計算學有一門「群體計算學」(swarm computing):蜜蜂、螞蟻、及魚群,個體智力不高,但聚在一起,族群會做很複雜的事。他們當中,並沒有指揮官;蜂后、蟻后只是「生仔機器」,並無指揮權。整個族群,靠的是個體遵守幾個簡單的決策機制。電腦學家,能用少於十個指令,模擬出整個魚群的動作。如果在運動裏,各人意志統一,個體自然能因時制異,達致最大效果。筆者並不是說,如果能貫徹意志,則《選戰》中一類,抹黑、收買等政治手段會絕跡香港。但是最有靭力的運動,應像希臘神話的九頭蛇一樣,斬下一個頭,又長出一個頭,生生不絕。這正是幾十年前抗日劇集中的經典對白:「你殺了一個張國強,還有千千萬萬個張國強。」

似乎社會,進入了一輪吵鬧。不單藍黃之間,爭吵不了;就連黃營內部,也都在吵。黃營內部會吵,正正就是我們對運動本身,共識薄弱。928的示威者,最大公約數似乎是反對政府暴力。到了中期,似乎變成了「我要真普選」。後來激進及溫和之爭,是手段之爭;再演化後,更成了經濟政策之爭,以及對部份人來說的身份認同之爭。換句話說,除了大家都希望改變現有的政治模式外,黃營其實根本沒有共同意志:如果要求十個人重新設計香港政治制度,可能會出理十個讓步不了的答案。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場「雨傘大辯論」。

任何論述,最值錢的並非第一篇文章,而是之後的整體辯論。國外博士課程,最聞風喪膽的是綜合考試(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或名General Examination 或 Qualifying Examination);美國的博士生,一般在第二或第三年應考,以決定他們有沒有足夠的知識,繼續博士生課程。文科的綜合考試,問題很簡單。考官會給你一位學者及年份。例如本尼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在1983年寫了《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乃是歐美學術體系中,民族論述的源頭;這本書之後,關於民族論述的學術辯論文章,數以百計。如考官的考題是「Anderson 1983」,考生就需要即場背出《想像的共同體》的主旨及其理據,再背出其後,正反雙方的學者所提出的論點。本科生讀民族論述,記得該書的主旨就很不錯;但博士生,則需要明白民族論述的整個學術辯論。

一篇文章能成為學術經典,必須先經過這種系統性的辯論。如果沒有反對的聲音,要不這篇文章沒有帶來新觀點(廣府話所謂的:阿媽是女人),要不這篇文章的觀點,未夠清楚。有時候,學者需要在同一議題上,發出幾篇文章,才能引出應有的辯論。這種理論發展,通常由大議題開始,然後一直細分,直至整個學術界都沒有新觀點,才算是成熟的理論。這個過程,短則十幾年,長則幾十年。這種時間累積,決非錢可以解決、取代:將人家的版權買下容易,將名教授邀請過來亦不難。但這樣子,只是買下了辯論的結論,而非辯論本身。

當然,當整個社會,整個世代尋找集體意志,不能完全照抄學者之間的辯論。筆者帶出這點,只是想說,這種程度的紛亂,反而是最健康的現象了。這場大辯論,亦不太需要形而學上,滿篇專業名詞的學術文章。反而以無線、港視一場戲帶來的討論,更會帶來共鳴。

其實這辯論才是建制諸公諸女士最頭痛的一點。礙於政治現實,他們不可能直接跟我們辯論;但如果完全不理,這場「雨傘大辯論」,走向絕非他們所樂見。一旦黃營尋得了共識,到時候再爆發出來的政治能量,或會數倍於928的第一幕。

筆者不認為,運動落幕,是源於「中國文化的小農DNA」;雨傘運動各方,共識單薄,才是致命傷。所以我們並非沒有行動目標。現階段,我們必需多說多寫多討論,才能一點一滴的累積共識,形成意志。能寫的,請寫。未能寫的,也請share,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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