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民，小販，筲箕灣，未必是主角，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舊東西變得越來越模糊。有人喜歡到冷氣商場購物，有人喜愛到市集，與小販寒暄、看街市運作、小販叫賣，這些人做的都是小生意。在城市發展下，政府用衛生安全、發展規劃的口號，讓它們漸漸地式微吧。曾幾何時，漁業被稱為香港的祖業、一個地道、老香港的象徵。一群漁民與一群小販、再加上一個露天街市，建構了一個重要的本土文化區—筲箕灣老漁港。這個世代，我們會重視文化？一種著重原味性、感受性、多元的文化旅遊？我自小在筲箕灣長大，父母是漁民，近年見到政府政策方向，心痛的埋沒了本土特色，同時又捧一些「文化特色」出來。
筲箕灣—昔日漁民福地
筲箕灣是昔日漁民福地，因它鄰近海域，漁船駛至今將軍澳海面捕魚，已經足以養活一家，故大量漁民聚居於此。筲箕灣海港是深海漁船、拖網船的基地。漁船停泊在筲箕灣避風塘，鄰近的小漁村—筲箕灣東大街，開了不少漁民用品的小商店，售賣捕魚用品如罟網作業用的照明燈、電線、細繩等。筲箕灣東大街成為漁民用品的商業中心區。至今這條街道亦保留這種特色。走進這個區，你會看到商品店門外掛著一對對水鞋、魚網，當然也有先進的雷達、發電機。這條街道見證了漁業的興起。
漁民—被輕視的一群
Hall的Who needs identity認為由語言符號的二元對立來確立自我認同及設定他者，把他者標籤化(labeling)。水上人被視為與陸上人不同，他們有一個特別名稱，叫做蛋家。蛋家這個名詞帶有負面含意，當外人稱呼他們蛋家，他們會覺被扁低、被辱罵。[1]有一句諺語：蛋民在水上是一條龍，陸上只是一條蟲。漁民對陸上發生的事不認識，亦害怕陸上人欺騙他們，故他們亦相信此說法。
認同陷入本質主義？
人們常以族群標記對社會進行分類。談及漁民的身體特徵，有人認為水上人腳短、腳彎、膚色黑、滿身魚腥味。[2]然而，我們能單憑外貌去分辨他是客家人、廣東人、漁民？漁民住在船上、穿戴方式不同、漁民會在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慶祝譚公誕，舉行廟會、巡遊。族群的標記從日常生活、文化活動、文物展現出來。
理念上，族群標記界線分得很清晰，但實際上卻很模糊和經常變動。漁民住在船上，岸上人住在岸上，但有些漁商出身漁民家庭，卻在岸上做生意 ;又或已上岸的漁民第二代，我們如何理解這種身份流動的狀況？
Foucault 認為：「權力出現在各處：不是因為它有特權能把每件事強置在它那無敵的統整之下，而是因為它無時無刻、在每一點上、以及點與點之間的每一個關係上被生產出來。」[3]
七十年代香港，貧窮現象比現在更甚，擁有一門手藝的普羅大眾對未來仍抱有希望，即使生活困苦，只要自己願意做，推著一架車仔到街上擺賣，就可掙錢餬口，只要肯做，不怕艱辛，最終亦有機會成為上層。對Foucault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
當年筲箕灣避風塘，以艇仔粥和炒粉麵最為人熟知。所謂「艇仔粥」，在〈他們是創造艇仔粥的人〉中，「河中食品，亦頗有可述之處，紫洞艇之菜味，素稱價廉物美。」在筲箕灣避風塘，燒鴨河、叉燒米，各式燒臘、滷水鵝腸等，配上白飯、粥、米粉，產生了「避風塘美食」，流動艇仔在漁火閃閃下應運而生。
當年筲箕灣東大街與南安里一帶、沿海地區是漁小販、無牌熟食小販集中地之一，每天大量小販在行人路旁集結而成。漁小販推著一車車滿載魚獲的鮮魚、鮮蝦前往擺賣。「中蝦好靚，游水魚好鮮」，「五元一盆、十元一盆，有買趁手」。「買條紅衫返去煲湯」。漁販與街坊因賣買的關係，初時的對話內容，談魚價錢，後來演變成一種人情味特濃的關係，「今晚蒸魚定煎魚」、「今晚做冬，買D中蝦返去做節」、「你有幾多個仔？吓，你個仔唔鍾意食衣D魚」。相信這特濃人情味較難在超市發生。
昔日，推車仔的流動小販擠滿整條東大街路旁，生菜魚肉、碗仔翅、臭豆腐、炸大腸，等候放工人士和學生歸家幫襯。當年，一個窮人可以推車仔，煮一手好菜。但今天，政府政策改變這些人的命運？ 1979年，政府以照顧市民衛生，整頓市容為由，收緊小販政策，對無牌小販執法，停止發放小販牌照。根據Alan Smart指出，「公眾衛生」概念並非以關注本地華人的健康為先，而是一種以達到有效管治為目的。[4]Foucault 認為利用排除的策略(formulae of exclusion)維持權力，透過人為建制，隔離論述中的他者(other)，維持內部秩序。[5]政府廣告指街頭小吃，賣牛雜的小販拿著煙，牛雜上看到有蚊蠅。現在的小販政策，視小販為罪犯。[6]媒體以負面報導如「食環署監察不力 尖沙咀阻街陋習難除」[7]、「男小販推倒食環署職員」[8]、「小販擺賣造成阻塞滋擾」[9]、「販商圖方便擺貨礙行人」[10]等為標題。任何缺乏權力者都只能成為被定義的消極客體。然而正值新樓盤推出[11]，很少看到報章說「數百西裝經紀擠擁行人天橋、阻塞地鐵站外」的標題報導。若沒有媒體的配合和助力，政府機關的聲音亦難以放大至整個社會空間。
筲箕灣．「街市」
筲箕灣有兩個街市，一個是渾然天成、熙來攘往的金華街露天市集。另一個是經過規劃建設，但冷冷清清的筲箕灣街市綜合大樓。
走進筲箕灣街市綜合大樓，只有零碎的店舖經營香燭、釣魚工具及凍肉舖。二樓約50個舖位，沒有任何一個正在營業，部分舖位被擺放私人物品，筲箕灣街市綜合大樓曾被報導淪為貨倉。[12]政府曾經提出清拆筲箕灣金華街街市，把市集排檔搬到愛秩序灣擬建的街市，但區內調查達九成居民反對。「街市綜合大樓香燭店店員黃先生指金華街一帶露天市集比街市更受歡迎，至今街市綜合大樓可謂名存實亡。」[13]「筲箕灣街坊馮婆婆：現時入來筲箕灣街市綜合大樓的只有去廁所的人。」[14]「露天市集熱鬧又有人情味。筲箕灣是老人區，要長者上樓下樓到街市大廈買菜很不便。」[15]「香港五行小商販福利會在金華街街上掛上橫額，強烈反對清拆金華街街市，亦到立法會門外請願。」[16]
Foucault認為「真理」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17]「排除」系統建立，將健康與不健康、合法與非法，以二元對立區分。政府認為筲箕灣金華街露天市集，環境髒亂，小販攤檔造成的環境滋擾及阻塞街道問題。政府希望把所有小販趕入密封的綜合街市。一個逾60年歷史的金華街街市，由當年地攤發展至現時有130多個固定小販攤檔、30多個非固定攤檔的大型露天市集。[18]它是整個筲箕灣人流中心位置，四通八達，又鄰近地鐵站和巴士站，是大量筲箕灣人日常生活必經的地段。反而街市大廈明顯較金華街一帶露天市集為偏遠，不方便，安置在二樓樓宇內，人流明顯較少。在官僚思想的背後，是集高壓、重視整齊、一切要有秩序，且過分規管來讓市民使用公共空間。[19]
露天市集的意義在於它的社區空間，連結人與人的關係。街市內盛載濕貨的木箱、街市攤檔的熱鬧情景、街坊游走整個市集格價、蔬果檔主爭相叫賣，「8元一斤啊」、「喂買生菜喇」，用特別的聲調去吸引街坊，且人情味濃，如果你忘記帶錢，可以明天帶回。露天市集瀰漫著活力，令市井文化得以蓬勃發展[20]。
文化再生．譚公誕廟會與仿製船公園
香港政府銳意發展旅遊業，旅遊發展局於曾舉辦「精采香港旅遊年」，以6大傳統節慶催谷旅客訪港。農曆新年花車巡遊、中秋綵鄉燈晚會等。[21]其中包括筲箕灣已式微的譚公誕巡遊，並將之重新包裝為「文化之旅」。政府將於避風塘旁邊興建以舊式漁村為主題的公園。那麼消失的傳統便能因旅遊而得以再生？這是否意味所有都可模仿再造？那麼它的真實性是否存在？這個真實性對誰而言是重要的？
筲箕灣這個地方與香港其他旅遊觀光地點不同在於它的傳說、歷史意義、宗教儀式、古廟古道、文化生活。筲箕灣的各種文化符號，表徵了當地的歷史文化變遷。它的古蹟地點就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活動的地點，民俗儀式並非用來表演，而是他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
一年一度的慶典
廟宇是筲箕灣的一個文化特色。漁民祈求順風順水，會透過問卜來追求神上的指引。筲箕灣有很多廟宇如譚公仙聖廟、城隍廟、天后廟、玉皇廟、皇母娘娘殿 。看它們的歷史，看到香港的轉變。
廟宇文化對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每逢節日，母親都會帶著我由譚公廟至玉皇廟等一間間拜訪，陸上人與其他漁民前來拜祭。筲箕灣每年到天后誕、譚公誕便會有慶典廟會活動，筲箕灣人、外來訪客把筲箕灣東大街擠得車水馬龍，記得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在碰巧遇到寶誕日子仍是返學日，原本一分鐘的路程，便花了十分鐘才到校門。但沿途的公公婆婆賣著傳統編織工藝草蜢、麵粉公仔、傳統小食，還有健兒舞著金龍、捧著天后娘娘、譚公的神像巡遊整個大街小巷，打鑼打鼓，好不熱鬧。唯昔日譚公誕廟會及巡遊這些本土文化隨著70年代不斷都市化及政府的不鼓勵而變得暗淡、消逝。當時港島交通網絡日漸發達，舉行巡遊動便要動輒封路數小時至半天令交通大受影響。[22]現時每年譚公誕巡遊的規模已相對較細。
譚公誕廟會
文化旅遊的流行與社會的「文化轉向」(culturization of society) 有密切關係[23]，所有的消費都成為「文化消費」的一種。百人中式儀仗及龍獅隊護駕巡遊至愛秩序灣遊樂場的硬地足球場，參與廟會。譚公爺飄色由小孩打扮，及舞動夜光龍。廟會設手工藝攤位，有麵粉公仔，傳統編織工藝草蜢及傳統小食如雞公欖和龍鬚糖。廟會亦有江湖賣藝、皮影戲、粵劇表演、折子戲、木偶戲的中國傳統表演。
Jackson (1997)[24]以活動內涵詮釋節慶：“節慶活動是一特別的、非自發性的，而且經過周詳籌畫後帶給人們快樂與共用”。筲箕灣的譚公誕飄色巡遊，及一連兩天的廟會，吸引大量市民及旅客參與。舉辦各式慶典活動能在短時間內吸引大量參與者，並創造經濟收益，因此慶典活動的舉辦已成為觀光遊憩型態 (Getz, 1990)。[25]筲箕灣的譚公誕廟會飄色巡遊，旅客與居民享受盛大的活動，確保傳統技藝如舞龍、戲劇、拜神、飄色得以傳承，若這類傳統能夠繼續活下去，不但可以吸引旅客，刺激食市，帶動筲箕灣區的旅遊業，還可以使父母、婆孫透過參與筲箕灣廟宇活動，訴說當年的故事，子孫增加了對筲箕灣的歸屬感。
仿製船公園
城市中的少數群族社區的異質文化被編成為觀光旅遊的主題，成為城市資本積累的新場域。[26]自從「避風塘美食」式微後，東區已再沒有任何地方能展現昔日的漁村風貌。2007年康文署計劃興建以舊式漁村為主題的愛秩序灣公園，內置多艘舊式漁船，目的是讓市民可回憶及認識昔日漁民的生活方式。[27]計劃公園內設一個漁村主題水景區，上面會擺放一艘大型仿漁船的船頭、5艘小型仿漁船及仿造魚棚，由專人講述昔日漁民打魚的情況，漁船可遠觀，但不許登上。
在全球經濟文化產生與消費的強化下，資本更積極操縱文化差異，將原先邊緣化的社區加以重構，甚至發明(inventing)地方特色與傳統，過程中地方的抗拒(resistance)則有可能被吸納，進一步整編到新的資本積累體制中。[28]「陸上行舟」的文化再現，它的真實性是否存在？舊式漁船上既沒漁民，旅客亦不能登上仿漁船，它究竟能展現多少漁民風貌呢？它最多只能說是一個歷史「博物館」。我們擔心的是不斷製造許多「假古董」，對文化旅遊是一種傷害。
這個讓市民認識昔日漁民生活方式的仿漁船公園，能真正體驗漁民生活？除了要有一個避風塘，亦要一群可維生的漁民家庭真實表現捕魚、維修、織網整個漁民生活圈的流程。市民能夠體驗船隻進出避風塘，碼頭補給鮮魚，上落運海鮮，既熱鬧又濕漉漉的一種漁氣味。遊人可以即場買活魚返家進食，甚至可嘗試乘接駁艇穿梭避風塘，與船夫、艇家交流，這才是感受漁民生活，表現其蘊藏的文化內涵與真實性。世界旅遊組織指出﹕“文化旅遊包括旅遊的各個方面，旅遊者從中可以學到他人的歷史和遺產，以及他們的當代生活和思想。”
總結
筲箕灣社區的吸引之處，是在於它內裏有許多人的互動，展現本身的生命力。要保留筲箕灣的本土特色，其實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城市規劃、管理衛生部門、完善的漁業政策、文化教育的配合，開發之餘，仍需保有當地傳統文化的真實性。我們不要嘗試埋沒小販、露天市集，嘗試確保他們賣的食物衛生、擺東西不造成危險。今天，地方本土特色，無論在金錢上還是精神上，都越來越具價值。可為筲箕灣人提供了一種認同、歸屬感，令香港的發展更多元立體，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一條脈絡。
鍾紹瓊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鍾紹瓊-Chung-Siu-King/820710584641842?ref=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