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 AV Magazine 16-01-2015）
台灣導演張榮吉的第二部長片 《共犯》 ，不像《逆光飛翔》般勵志，呈現了鬱悶及孤獨的青春世界。電影藉女學生夏薇喬跳樓而死，引出另一位平日在校園飽受欺凌的男生黃立淮的故事，他的寂寞世界，因為發現屍體後，認識了兩位學長（葉一凱及林永群）而改變，黃立淮首次感受到友情與義氣–這是他努力打開心窗的成果（雖然用了帶點欺騙的手段）。
《共犯》藉著法國名作家卡謬（Albert Camus）的《異鄉人》，把夏薇喬和黃立淮的寂寞連上了。卡謬疏離的世界放到台灣的中學校園中，《共犯》中的學校是很抽離的，它不像中島哲也的《告白》般引爆暴力；但《共犯》中的學校也沒成功｢教育｣學生，它只按程序規章辦事的一台機器：當學生遇到情緒問題時便要上｢輔導課｣，輔導老師又是按規章程序處理，例如片中發現屍體的三位學生，按規定要上滿若干節的輔導課便｢完成｣–只是公式地讀本書和寫一篇感受，老師從沒過問學生們的心理狀況。
卡謬有一名句：｢我反叛，因此，我存在。｣套用在自殺女生夏薇喬身上頗為恰當，導演沒有詳細交代她尋死的原因，但有刻畫她的心理狀態，基本上是對單親家庭的反叛，拒絕和別人溝通，只關鎖在自我寂寞世界中。她的母親經常因工作在家，只用物資彌補，夏薇喬帶著母親送的生日禮物（芭蕾舞女郎的飾物）跳樓，也是一種控訴。
夏薇喬的筆記本寫著：「這個房子它不會跟我說話，它只是安靜地等著媽媽回來，於是我也什麼都不說，也只是這樣等著。」《共犯》中的兩位死者都曾經打開心扉，但生活剛出現希望時，壞事接踵而來，夏薇喬最後選擇活在寂寞裡，甚至不想破壞寂寞的完美。
寂寞會蔓延，她的死給了黃立淮離開寂寞世界的希望，他因此能認識新朋友，主動以尋找夏薇喬真正死因，維繫與葉一凱和林永群的友誼，可惜最後意外葬身湖中。
《共犯》不是要為兩位學生尋找死因，而是藉著優美的影像去呈現一個被忽略的年輕人世界，人們關心網上討論區的留言，多於真實逝去的人。這部電影令我想起易智言導演的《行動代號：孫中山》，同樣呈現了一個疏離的年輕人世界，《行》中幾位為了交班費而盜取孫中山銅像的青年，雖然不致於寂寞無助，但對於未來，態度是混噩和模稜兩可的，偷銅像至少是一件由他們作主的大事，目的是交班費也符合了如上述的社會規律。
國父銅像意外地矗立馬路中央，兩位同學軟弱無力的扭打，最後銅像被運走時，導演用了一組鏡頭呈現途中風光，看在國父眼裡，彷彿有｢吾不欲觀之｣的感慨。易智言展示的是一個背信棄義的荒謬年代，而創造這樣不堪的環境，把它留給年輕人的，正是自私的成年人；我們的自私冷寞，就是摧毀他們未來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