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i on noie les Algériens”（這裏沉死過阿爾及尼亞人）（圖片來源：wikipedia）
巴黎恐襲後，《查理周報》成為了言論自由的神聖代表，全球高舉「我是查理」的口號，直斥伊斯蘭原教主義者的野蠻行為。法國人在共和廣場高吭《馬賽曲》，以鮮血和仇恨殺死外敵。如此慷慨激昂的戰歌，仿佛在提醒二百多年前的法國正是現代恐怖主義的祖宗。
《馬賽曲》寫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派推翻了波旁王室，把路易十六與瑪麗安東尼王后送上斷頭台，令本來鬥得你死我活的歐洲各國王室嚇得要命，瑪麗的兄長，神聖羅馬皇帝集合全歐的貴族力量一致對外，進攻法國。法國革命政府為抵擋外敵，大力鼓動法國人的民族熱情，號召全民參軍保衛國土。一時間法國語、法國境、法國人以及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成為法國人的共同身份，《馬賽曲》便是寫成於馬賽志願軍入巴黎助戰之時。
法國革命政府不僅以國族主義呼召國民的愛國心，更以國家名義對付異見，將政敵送上斷頭台。羅伯斯比爾的恐佈統治，是革命的沸點，也是現代國家恐怖主義的雛型。
恐怖主義自此一直與國族主義形影不離，不論是愛爾蘭共和軍還是刺殺伊藤博文的韓國安重根。一九一四年塞爾維亞的國族主義者刺殺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大公，更將歐洲捲進了幾近自毀式的世界大戰。號稱「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對美國威爾遜總統支持民族平等自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沒多大興趣，一九一七年英法密謀在戰後瓜分中東的條約被洩，惹起阿拉伯人強烈不滿。那時國族主義之風已吹到中東，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成立，以刺殺活動及放炸彈反抗英國殖民政府。那是第一波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各地國族主義者組織義軍反抗鄂圖曼統治，到英法取代土耳其人後，他們又起義反抗西方的帝國主義者。
在法國幅員廣大的殖民帝國中，以一海之隔阿爾及尼亞最深得法國重視，甚至視之為法國本土，原因是多年的殖民統治下當地聚居了大量的歐裔移民。殖民地人民在二戰中為「國」捐軀，但戰後戴高樂重整海外領土，阿爾及尼亞的穆斯林只被以次於歐洲人的身份得到公民權，所謂「 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精神淪為空話。其時阿爾及尼亞的反殖浪潮已非法國所能力挽狂瀾。歷時八載的獨立戰爭，雙方盡出殘酷血腥的恐怖主義活動，以圖以最殘忍的手段屈服對方。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一群阿爾及尼亞人在巴黎示威反對法軍，被巴黎警方血腥鎮壓，更將屍體掉入塞納河以圖毀屍滅跡。法國政府一直對事件予以否認，直至一九九八年才正式承認事件。恐怖主義在法國殖民鬥爭到了最巔峰之時，還沒有甚麼伊斯蘭主義的興起。
阿拉伯國族主義在埃及總統納賽爾掌權時達至高峰。一九五六年剛獨立的埃及宣佈將蘇彝士運河國有化，英法兩大強國出兵侵埃，被國際社會群起譴責而歸，被視為阿拉伯世界反西方帝國主義的漂亮一仗。然而挾國族主義上台的中東領袖無一不因貪污獨裁而相繼下台，取而代之的卻是更敵視西方的伊斯蘭神權政府。一九七九年伊朗的巴列維皇朝倒台，宗教領袖高美尼回國成為最高精神領袖前，便是流亡在法國巴黎。伊朗進入神權統治後，一直受美國猜忌，八〇年代兩伊戰爭，列根及法國便大力資助侯賽因的伊拉克世俗政府入侵伊朗，然後到二〇〇三年美國謊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入侵該國推翻侯賽因，卻造就了伊斯蘭中最極端的伊斯蘭國乘亂而起，成為今天中東亂局的最大根源。
這次策劃巴黎恐襲的Kouachi兄弟，正是阿爾及尼亞的移民的第二代。縱使是「 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穆斯林人口在法國社會中長期處於邊緣位置。他們號稱受也門的阿爾蓋達組織指揮。當地多年來一直處於半內戰狀態，大量兒童被叛軍強徵作士兵，美軍一直不為人知的支援也門政府殲滅阿爾蓋達。與此同時，法軍也積極投入針對於阿爾及尼亞南部接壤，非洲內陸國家馬里的伊斯蘭極端組織的軍事行動。就在《查理周報》被襲擊的同日，在馬里參與行動的極端組織博科聖地在尼日利亞的邊境城鎮巴加屠殺超過二千人。
享受太平已久的巴黎在恐怖份子駁火聲中驚醒，然而巴黎街頭上無辜的鮮血，似乎只是伊斯蘭極端份子與西方世界長年在中東戰場的延伸，甚至可追溯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阿拉伯國族主義者與西方帝國主義鬥爭的變奏。不過在白人本位的西方以外，每天受伊斯蘭的宗教嚴規，或者世俗獨裁政府逼壓，又或者在西方反恐為名的霸權戰爭下犧牲，受污名化的穆斯林邊緣社群，這些名不經傳的無辜者，又有多少能像《查理周報》十二人一樣，無辜的喪生喚得起世界垂注？
與極端的伊斯蘭主義相比，《查理周報》的確警醒我們言論自由的可貴。然而那十二人的寶貴的性命，更應該讓我們多想一層，從巴黎為中心的，局限於西方世界以外，在世界「邊緣」因宗教、種族、霸權而發生的恐怖事件，一直未有停止過。
貝加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