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報導：【浸大編委訊】幹事會候選內閣：「保住香港」更重要，今年將不出席六四晚會
於二月五日晚，浸會大學候選幹事會內閣「弘毅」，在諮詢大會上指不會出席今年支聯會舉辦的六四周年晚會。候選外務副幹事長張崑陽進一步解釋，內閣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而比起「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保住香港」更加重要。筆者並不認同「弘毅」以及張崑陽對六四事件的演繹。六四事件（或說八九民運）並非一件發生於他者他地的歷史，而是一場具本土面向的香港人政治覺醒。本文並非只用於回應「弘毅」的言論，同時亦指出一種重新看待六四事件的方向。
首先，「弘毅」以及張崑陽的言論可歸納為兩種方向：其一，對支聯會舉辦六四晚會方式的不滿；其二，中港切割論。前者尚可理解，對支聯會舉辦晚會形式的不滿，近年都不絕於耳，更是來自四方八面，內容不外是對散播悲情的厭倦。筆者對此亦予以認同。後者而言，則常見於「本土派」的論調，主張以香港與中國的根本切割。然而，這一種「本土論」無視了八九年曾經發生於香港的本土歷史，包括百萬人大遊行、馬場集會，很多很多的政治覺醒隨著那一聲春雷而出現。若沿著歷史洪流而走，會發現這個不為人所記起的「原點」。
談到八九年，很多人只會記起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那一場夢魘，彷彿成為記憶的全部。「本土派」的中港切割論所源自的「恐共、反共」心態，很大機會亦同樣出於這個夢魘。然而，我們該記起的，並不是這些創傷的記憶。或說，我們總得從創傷中走出來，勇敢面對記憶。八九年，除了六四的血腥鎮壓，在香港上亦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政治覺醒——把香港從金錢掛帥帶到追求民主。那一年，超過一百萬人上街，佔人口的五分之一，成就出香港公民社會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那一年，從來與政治分得很開的馬場，舉辦了一場壯麗的集會，明星歌手紛紛支持。那一年，甚至連親中愛國者亦帶頭上街反對鎮壓。《文匯報》在5月22日的社論如此寫道：「1989年5月21日，是永誌香港史冊的光榮日子。一百萬港人，分別在香港和九龍舉行環城大遊行，並在馬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這是港人覺醒的重要標誌，是香港開埠以來空前規範模的壯舉，也是港人愛國大團結的表現……」。「愛國」、「團結」，身處現在的香港這些詞語都很反感。然而，現在的理解與當時而言是天壤之別，當時的愛國，時刻帶著強烈的民主精神。可見，八九年，也是一場香港人的全民運動。
若論及一個社群如何成為共同體，其經歷過的歷史與記憶佔著重要的地位。八九年對於香港人而言是一場怎樣的記憶？《絕食書》曾這樣寫道：「請你們別忘記，我們追求的絕對不是死亡。」，八九年的香港記憶，所追求的亦不是那一場無言以對的停止，而是一種精神的延續。六四晚會對於香港人而言，也不是一場悲情的追悼會。作為華人社會唯一一個地方能夠舉辦如此大型的六四記念集會，在只依賴民間自發相傳的傳遞方法下，把一段不正義的歷史記憶年復年地守護下去，足以說明了其所在於香港本土的意義。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告訴我們，承傳、延續才令死亡不會失去安全。八九年對於香港人而言就是一場這樣的記憶——千呼百應的醒覺，與對抗專權的未竟之志。如果把這一記憶切割、刪除，無疑是對於歷史的一種閹割。試想像，如果我們失去這段記憶，這個社群又會是怎樣走到現在？如果我們都失去「原點」，只會像突然失去陸地一樣，陷入虛無之中。從雨傘運動覺醒的共同體想像亦無法取代這一「原點」，畢竟香港人身份的創造亦源自每一段歷史。若「弘毅」認同八九年作為一段香港人的記憶，卻要求把這段記憶切割，恐怕只有精神分裂才能做到。
像我們這些九十後，從未見證八九年的發生，會產生疏遠的感覺並不奇怪。然而，我們當初又是憑藉什麼，第一次參與六四晚會？這個問題的答案，相信每個人都各有演繹。我們不必然要認同過去一輩的情感，亦可以反對支聯會的舉辦方式。筆者支持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做，然而，千萬不可以忘記八九六四。否則，多年來的風火傳遞，那段覺醒的歷史與記憶就顯得毫無意義了。這段說話，是給「弘毅」，是給浸大同學，也是給香港人。
（六四本土論源於《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社會》，陳景輝，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