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星期，有兩單新聞幾乎被香港所有媒體忽視：一，教宗方濟各確認薩爾瓦多總主教羅梅洛（Óscar Romero）為殉道者（martyr）；二，大陸地下主教師恩祥被中共政府秘密關押十四年後，在獄中逝世，終年九十四歲。香港傳媒冷待，並不出奇，皆因不明當中意義。
羅梅洛總主教：無聲者之聲
羅梅洛神父的神學及政治立場一向保守，例如他曾推崇教會內保守團體主業團（Opus Dei）的靈修方式，也曾支持冊封該團的創辦者施禮華（Josemaría Escrivá）為聖人。一九七七年，羅神父獲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為薩爾瓦多總主教，惹來一些左翼神父及修女不滿。而事實上，羅總主教傾向不與政府對抗。
但獲任命後不夠一個月，羅總主教的朋友——耶穌會神父Rutilio Grande被刺殺。總主教驚覺政權暴虐，心靈思想開始改變。在神父被殺後的星期日，總主教下令總教區內所有堂區取消彌撒，並在主教座堂主持唯一一台彌撒，超過十萬人參與，總主教在彌撒中要求停止暴力
在往後的日子裡，總主教搖身一變成為人權保衛者，四出探訪貧弱，譴責右翼軍政府侵犯人權。其也在每星期日的彌撒講道中，列出該星期被失踪、虐待、謀殺者的案件。他甚至去信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批評美國政府資助軍政府。總主教因此獲譽為無聲者之聲（voice of the voiceless）。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三日，總主教在一台彌撒中大聲疾呼：「任何士兵也不應遵守違反天主戒律之命令。任何人也不應遵守不道德之法律。現在是時候了，你們當尋回自己的良知並服從之，而非服從罪惡之命令。教會……不能在此等惡行前保持沉默。…… 我因主之名請求你們、懇求你們、命令你們：停止迫害。」（ “No soldier is obliged to obey an order contrary to the law of God. No one has to obey an immoral law. It is high time you recovered your consciences and obeyed your consciences rather than a sinful order. The church… cannot remain silent before such an abomination... I implore you, I beg you, I order you in the name of God: stop the repression.”）第二天傍晚，當總主教主持另一台彌撒時，一顆子彈貫穿其胸膛。
羅總主教列品之路，及教廷的新方向
多年以來，薩爾瓦多人民，以及全球不少天主教徒，一直認為總主教是殉道者，應該冊封為聖人。然而，不少教廷中人因認為總主教的思想偏向左翼，且親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可能偏離正統，因而一直阻止其列品程序（Beatification，即封為真福品，乃聖品低一級）。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雖然曾讚許羅總主教乃「偉大的信仰見證者」，認為其值得宣福列品，但也指出害怕羅總主教的列品程序會被政治利用。雖則如此，教宗本篤准許把羅總主教的案件由信理部轉至封聖部，掃除障礙。
教宗方濟各前年接掌教會，隨即定調，認為教會應該是「為貧苦而立的神貧教會」（“a poor Church for the poor”）。其把焦點轉移到在貧苦大眾及世界的不公結構之上，斥責當今放任市場資本主義之禍患，並強調社會公義。今年二月三日，教宗一錘定音，確認羅總主教為殉道者。教會傳統教理指出，只有被「對信仰之仇恨」（“in hatred of the faith”）所殺者，方可以成為殉道者。確認總主教為殉道者，就是確認其不是死於純粹的政治鬥爭，而是為信仰而死。一直推動羅總主教列品案的教廷官員Vincenzo Paglia總主教二月四日向傳媒表示：「他（羅總主教）在祭壇上被殺害。殺害他乃是要衝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傳流下來的教會。」（“He was killed at the altar. Killing him was intended to strike at the Church that flowed from Vatican Council II.”）值得留意的是，Paglia總主教特別提到梵二。梵二大公會議乃現代教會改革之開端，會議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確認教會應該關注現世的種種議題，與世人休戚與共。Paglia總主教又指出：「羅梅洛漸漸明白要做眾人的牧者，就要先牧養貧窮人。把貧苦大眾置於教會——即所有基督徒，包括富人——之中心，乃新的牧民路向。」（ “Romero understood increasingly clearly that being a pastor to all meant starting with the poor. Placing the poor at the centre of the pastoral concerns of the Church and therefore of all Christians, including the rich, was the new pastoral way.”）
優先關愛貧弱，乃殉道者羅梅洛總主教的牧民路向，也是教宗方濟各念茲在茲的教會精神。有朋友會批評教宗的所謂改革似是做戲多於有實質意義。確實，教宗並無從根本改變任何教會信理，但其轉移傳教及牧民的焦點，把社會公義帶進到教廷的discourse之中，確實是極大改革。
師恩祥主教的信仰見證
香港的朋友，大多聽過劉曉波、許志永，知道他們對民主、公義的堅持，但卻多數未聽過師恩祥主教。然施主教離世，正好提醒我們專制政權對宗教自由之打壓，以及要我們記起眾多因對信仰忠貞而飽受共產黨迫害的人士。
師主教於一九四七年在北京晉鐸（即升為神父），但在一九五四年因拒絕參加共產黨組織的「三自革新」而被冠上「反革命集團首犯」之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其曾被流放到勞改煤礦及農場做苦工，後在河北省第一監獄服刑，於一九八〇年獲釋。一九八二年，其獲秘密任命為輔理主教。八三年被軟禁，八九年再被捕入獄，在九三於國際輿論壓力下獲釋。一九九五年，其接任易縣教區正權主教。但在二〇〇一年耶穌受難日，師主教再次被捕，其後一直不知所終。直至本年一月三十一日，保定市政府證實師主教離世，終年九十四歲。
師恩祥主教一生坎坷，卻對信仰異常堅定。雖則無法證實，但既然師主教一直不獲釋放，我等可以假定，在其被秘密關押的十四年中，主教並無放棄自己的信仰，對天主教會忠貞不二。他無摒棄自己的信念、無妥協、無走去當政協，也無為了表面的傳教而委屈信仰，反而為了維護信仰而委屈自己。
師主教在強權面前，拒絕屈服。反觀當今不少在香港尚可以自由傳教的所謂牧者，卻在共產黨給予之利益及特權面前卑躬屈膝。例如聖公會大主教兼全國政協鄺保羅，曾表示基督宗教教會在大陸擁有宗教自由，發展得很好，「與香港無大分別，一樣會講道、唱聖詩」。也有天主教的神父曾表示，大陸的中型教區發展迅速，充滿活力。當陳日君樞機勸教宗不要訪問中國以免被利用時，這位神父則斥責陳樞機是危言聳聽。如果大陸真有宗教自由，那為何師主教會死在獄中？或許政協鄺大主教可以解釋一下。
教會的本質就是不妥協，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
近年，多了一些香港的教會領袖及神職人員，不斷宣揚妥協何等重要。或許在政治博弈中，妥協始終少不了，但妥協不等同無底線。放棄原則，為了成全自以為是的所謂「大局」而妥協，其實是背棄良知。政客叫人妥協，正常不過，但教會領袖叫人妥協，就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教會的本質，就是不妥協。教會所服從的最高領袖，在天上，而不在人間。教會及教徒會服膺人間秩序，接納世俗政權，但條件是該秩序或政權合乎天主（或上帝）所定下的戒律。假若某政權違反天主之法律，則教會按信理不可能服從之，且應該抗命。
有神職人員會引用保祿（保羅）的話：「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格前九：二十二），而合理化自己妥協的行為。為了得到大陸宗教局的認可，就委曲一下，關於公義的不講、關於人權的也不講。對，保祿確實如是說，但不才以為，其重點不在委曲求存，令信仰殘缺；而在理解對方，尤其在跨文化、跨信仰交談中，開放自己，不應唯我獨尊。請不要忘記，保祿也說過：「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羅十二：二）。這就是清楚說明，教會不應妥協。政權要你跪下，你就要告訴政權：「我只在主及主的僕人面前跪下。」教宗方濟各曾經說過，我們要開放自己與其他文化人士交談，但不能忘記自己的身份（identity）。掩蓋公義、缺乏人權的信仰，根本就不是信仰的全部。
教會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謂：「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當今不少神職人員，卻似乎認為金錢、特權，甚至共產黨，方是教會的根基。幸好我們還有羅梅洛總主教及師恩祥主教，為教會播下了堅毅不屈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