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後期，常常會聽到「升級」與「落區」這兩個關鍵詞。在這段風雨飄搖、形勢緊張、心力交瘁的日子中，要仔細討論這些關乎民主運動長遠走向的概念，自然並不容易。然而，清場迄今，已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們應有足夠的距離，重新檢視這場影響深遠的佔領運動，尋找能夠有助香港邁向更民主自由的社會生活的經驗和資源。
升級是為了什麼？
佔領期間，要求運動「升級」的聲音反覆出現，意思大概是想透過進一步施壓，希望能迫使政府讓步。當中對「升級」的理解，主要是把它等同一些衝擊或包圍行動，又或是擴大佔領範圍，以至在精神心態上倡議「勇武」，以取代「和平與愛」的原則。然而，這種對行動「升級」的理解，存在3個相關的問題，分別涉及目標、手段和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聯繫。
「升級」的最終目標，自然是為了爭取真普選，讓我們及下一代活得更自主自由，包括獲得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享有表達意見、集會、結社和不從眾的權利等等。因此，「升級」的目標，並不一定要向政府施壓，除非增加政府面對的民眾壓力，能有效地推進真普選和長遠改善民眾的生活。另一種可能是，政府在面對衝擊或包圍這類壓力，未必會真正讓步；就算讓步並改變了政策決定，甚或更換政權，也未必能夠帶來民眾想望的生活和未來。因此，「升級」指向的，應是更直接的目標，也就是尋求能夠有效地改造社會制度和社群關係，讓每個人都能夠在分配到基本的物質資源的同時，也可以享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 。推動捷克《七七憲章》運動的哈維爾（1992） 曾指出，「持不同政見」者並「不是因為太激進而害怕以暴力推翻政權，反而是因為它不夠徹底」，因為「問題實在埋得太深，已不能僅僅由更換政府或技術改革等的方法來解決」。（p.106）
因此，他們的「升級」行動，並不是衝擊或取「勇武」姿態，而是嘗試認真地建立及拓展「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也就是官方體制容許的範圍以外的組織形式和社群生活，例如「地下書刊、地下演出、地下音樂會、研討會、展覽」，又或是與官方體制平行共存，甚至相互競逐民心的教育、工會、經濟和與外界的交往聯繫。循此角度，香港70多天佔領期間慢慢發展出來的民間自修室、圖書館和藝術展覽，民主流動教室和各種大大小小的講座或討論會，不以牟利為目標的禮物互換經濟，免費的開放音樂會、自動自發的打掃衛生環保回收，拒絕由上而下的組織、分工和交往形式，其實也在慢慢孕育出有別於香港主流價值和生活習性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進一步擴展及完善這些工作，是否也是一種走向雨傘運動終極目標的「升級」行動？
循哈維爾的思路，對「升級」行動的形式和手段，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雨傘運動中有關「行動升級」的想像，大抵離不開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指向的是希望能在一段時間內癱瘓政府或社會的日常運作，逼令政府讓步。然而，「升級」與否，並不取決於行動的形式，而在於能否因此而走近運動要達至的目標。如果建立和開拓社會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和社會脈絡下，比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更能呼召民眾，更有可能抵抗劣質政治對民眾日常生活的破壞，更直接地達至真普選所指向的目標，那麼在佔領區內外建立及拓展自修室、民間自發策劃延伸高質素的獨立音樂會和藝術展覽、擴大和深化流動民主教室的討論、發展社區經濟，也可以是一種「升級」的方式。
最後，要判斷哪一種行動，才能真正帶來令民主運動走近其目標的「升級」效果，必須分析行動是否緊扣目標。例如，衝擊、包圍、擴大佔領，尤其是在佔領後期民意反彈之後，是否真能對政府施加壓力？如果缺乏堅實的民眾支持，向政府施壓又能否有助真普選走前一步？認真地回答這些疑問，應有助雨傘一代更好地迎接下一波的民主運動。
全民落區
「升級」之外，另一個關鍵詞是「落區」。為什麼要全民落區？什麼是社區？要如何落區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
雨傘運動中後期的「落區」呼籲和行動，是希望把真普選的訴求，從佔領區向外擴散，帶到香港的不同角落，也希望避免運動變得內聚「自high」，脫離民眾。清場之後，由於失去了佔領區的「根據地」，因此為了延續運動，全民落區就更顯得順理成章。佔領運動期間的「落區」，主要是向佔領區外的民眾，解釋雨傘運動的訴求和行動方式，為什麼是必須和合理的，因此是一種溝通教育；清場之後，「落區」除了繼續宣傳真普選的重要性外，還添加了新一代準備參選的工作。
不同原因的「落區」，指向的「社區」也不完全一致。為準備區會立會選戰而「落」的社區，自然是依據選區的劃分來界定；然而，目標是溝通、教育、宣傳的「落區」，社區的定義就比較多樣，或以地域界線來劃分的公共空間（如公園、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街站等） 或私人空間（如屋苑、商場、大廈等） ，或以社群的專業功能來區分的社區（如學校、醫院、青年中心、長者院舍、教會等） ，以至存在於網絡世界的社群（如面書組群、論壇等） 。
要「落」哪種社區，與「落區」的動機自然相關；「落區」要做些什麼，也是由運動的目標所界定。如果是為了準備選舉，「落區」自然必須要研究選民的分佈、他們的需要和投票或不投票的動機，然後參考選民的需要和訴求，到選區內進行相關的工作；假若「落區」是為了教育溝通、宣揚民主理念，就需要首先研究了解，阻礙或影響不同社區內的民眾爭取真普選的因素，再嘗試改造社區內的相關環境、制約和人際關係，令更多民眾支持及願意投入爭取真普選；如果「落區」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建立或擴展上述哈維爾所指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要做的工作，就不是作為社會的「先鋒」，去令沉睡的民眾「覺醒」，而是向不同的社區展示磊落真誠、互助互信、自主自由的佔領區生活和人際關係，才是香港未來應走之路，並盡力擴展這70多天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讓它能夠在不同的社區扎根，遍地開花，也嘗試改造既有的社區體制、慣性運作和文化價值，以接收和容納這種新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
思考為何落區和什麼是社區，有助我們回答如何落區這最後的問題。一種流行的「落區」方式，是設街站派傳單，又或上門「洗樓」。然而，這些行動，或許有助準備參選者提高在社區的知名度，又或適用於選舉時動員支持者投票，但對於需要一些思考空間的教育工作，卻未必是很好的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兩極化的社會脈絡下。况且，選舉工程，也不能單靠街站傳單洗樓就能成功，為選民解決短期和長遠問題，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地區工作。
如果落區的目標是溝通教育，甚至是建立或拓展讓人活得磊落真誠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於70多天的佔領區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助，可以容易建立，相反，在香港當下的地域、功能和網絡社區，為何卻相對排斥差異、害怕陌生？為什麼在學校不那麼熱愛學習的學生，在佔領區內認真自修、主動聽課？為什麽「不要大台」、抗拒領導的佔領區生活，仍然可以井然有序，人與人之間仍大致能夠和平共處，接納差異和矛盾，而在屋苑、商場、醫院、學校的「優質」管理、多種規限下，卻難以讓人活得自由自主？
面向不同的目標、相異的社區，如何落區自然也不太一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哪一種目標和形式的落區，首要的工作，是透過與不同的在地（local）社群合作，對相關的社區進行調查研究，嘗試找出並掃除阻礙社區向磊落真誠、民主自由生活轉化的因素，才有可能做出有意義的選舉工程，又或從事有效的溝通教育工作，以至把佔領區內鼓勵互助互信、自主自覺、思考學習、接納差異、直面矛盾的環境和人際關係，拓展移植到不同的社區。
參考書目和伸延閱讀：
哈維爾（1992） ：〈無權勢者的力量〉，《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出版社。
原文刊在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