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軍事政變，總統府被炸毀，社會主義派的總統阿葉德死在裡面。政變的軍隊逮捕並殺害了數千人，其中一人是智利最重要的民謠歌手，Victor Jara。
Jara於1935年生於智利農村，父親是佃農，母親是農民兼歌手，經常在農村的婚禮或慶典上演唱。
少年時的Jara熱愛傳統歌謠，深受智利民歌之母Violeta Parra和詩人聶魯達影響，也在學校中學習劇場。不論是為了他的戲劇或音樂，他都經常到鄉間去蒐集農民歌曲、向他們他們學習。
到了1960年代，他開始在聖地牙哥的咖啡廳演出，並逐漸被視為最有才華的新一代民謠歌手。
1964年，Jara認識了阿葉德，左翼政黨「人民陣線」（Popular Unity）的領導人，他在此前競選過兩次總統但都失敗。在那年的總統選舉中，阿葉德和Jara及其音樂人合作，希望透過音樂去傳播進步意識，卻再次敗給一個右派和中間派聯合推出的候選人。
此後，Jara日益成為左翼反對運動和「Nueva Canción（新歌謠）」運動中最閃亮的歌手。這個新音樂運動強調文化主體性，並且具有政治和社會批判性，在南美的許多國家都蔓延開來。在智利，藝術家、作家、知識份子和音樂人聚集在以Violeta Parra的兩個兒女設立的一間小屋，作為左翼政治和新文化運動的基地。
那也是整個南美陷入威權統治的時代。在巴西，在軍事政府在1964年上台，阿根廷在1966年發生軍事政變，而烏拉圭政府在1968年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這些地方都有新音樂運動，而音樂人也都遭到打壓──最重要的例子是1968年的巴西，當地的熱帶主義（Tropicalism）文化運動正興盛，但領頭的兩個音樂人Gilberto Gil和Caetano Veloso卻在次年被逮捕。
Jara的歌曲一直都是為底層工人和農民而唱，如《Canción del minero》（Miner’s Song）,《Plegaría a un labrador》（Prayer to a Labourer）。60年代中期後，他的歌曲也越來越政治：1967年，他寫了一首歌給正在玻利維亞進行革命的格瓦拉──幾個月後他就被CIA殺害；在歌曲《Movil Oil Special》中，他批評美國石油公司Mobil，並把群眾示威聲音放入歌中。1969年，智利武裝警察驅離被貧窮農民佔領的郊區Puerto Montt，放火燒了他們的房子並用槍殺了8人。4天之後，Jara參加一場抗議活動，發表歌曲《Questions about Puerto Montt》。這首歌更奠定他成為左翼的文化英雄，但也遭到更多右翼媒體攻擊，甚至在演唱會上被丟擲石塊。
他說，「一個音樂人是和一個游擊隊同樣危險的，因為他有巨大的溝通力量。」
他更批評同時代的那些美國抗議歌手太商業化、太偶像化。他說，「抗議歌曲」這個概念已經沒有意義，並且經常被誤用。他更願意說，「革命歌曲」。
1970年，阿葉德第4次競選總統，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大力支助反對阿葉德的右翼勢力。當時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說，「我看不出來為何我們要在一旁看著智利由於他們人民的不負責任，而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Jara再度為阿葉德助選，並寫下競選主題曲「我們會勝利」。投票日那天，上百萬人在街頭合唱這首歌。他們果然終於贏了選舉。
就在阿葉德的當選演說時，現場高掛著一個布條上面寫著：「沒有歌曲，就不會有革命。」
但智利的右翼勢力和美國都無法接受一個阿葉德當遠這個事實，因為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民選出的社會主義政府，將對其他國家造成深遠影響。於是，資本家們關閉工廠撤資，讓股市大跌，右翼媒體誇大阿葉德的左翼政策對經濟造成的傷害，美國則大量減少外援。他們要讓阿葉德政府難以繼續下去。
阿葉德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中。到了72年底，卡車工人在老闆們的指示下進行大規模罷工，智利出現糧食短缺危機。
Jara不斷寫歌擁護新時代的到來，批評富人、為農民說話。在這一年的聖誕夜，Jara告訴他的太太：下一年會是關鍵的一年。我不知道下一個聖誕節，我們會在哪。
他的預感是對的，雖然他絕對不會想到，他見不到下一個聖誕夜。
1973年春天，智利舉行國會選舉，Jara四處演唱、演講助選，左翼的人民陣線黨取得勝利的4成選票，但智利的動盪依舊。右派不斷上街遊行，甚至公開宣揚採取暴力行動。
軍隊也發生分裂，部分人盛傳謠言阿葉德有一個「Z計畫」，會暗殺不聽話的高層將領。6月，軍方部分勢力發動政變，但被支持憲政的最高將領普拉茲（Pratz）將軍阻止；7月，一個遵守憲政的高級海軍將領被暗殺；8月，普拉茲將軍深被迫辭職，取代他的是一個表面上遵守憲政，但其實痛恨共產主義的人：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
面對這個極為不利的情勢，阿葉德在9月11那天發表告別演說，表達他對智利的愛，並且說，「歷史是屬於我們的，因為歷史是由人民所創造的」。
那天，Jara和妻子在家裡透過廣播聽阿葉德發表告別演說，但廣播突然停了，所有政府的電台都停止廣播，只播出軍歌。Jara決定出門去他工作的大學了解情況。
事實上，皮諾契將軍發動了政變，派出兩台戰鬥機轟炸總統府，直升機對下掃射，阿葉德最後在總統府舉槍自盡。接著，軍人四處逮捕阿葉德的支持者，並實施宵禁。Jara打電話給太太，說他今晚留在學校，回不了家。
在那個槍聲四起的恐怖之夜，Jara在學校用歌聲安撫學生。次日早上，軍隊逮捕了他們，把他們帶到Estadio Chile（智利體育館）──幾年前，他們曾在這裡舉辦新民謠音樂節。Jara和其他約5000名囚犯在被毆打、虐待，甚至不時有人被槍殺。
在這種絕望氣氛下，Jara偷偷將他看到的情況寫成歌詞，當他要被帶走時，他把歌詞交給另一名囚犯，其他囚犯也默記下歌詞，以免紙張被發現銷燬。
Jara被帶到體育館中央。軍人打殘他的手，說，你這渾球繼續唱歌。
帶著滴血的雙手和傷痕累累的身體，Jara仍試圖唱出歌來。但很快地，他就被開槍處死。
到那年年底，約有1500人因為這場政變被殺害。新歌謠運動的專輯被燒毀、被電台禁播，其他在海外的音樂遭到流亡。智利展開惡名昭彰的右翼獨裁統治，實施新自由主義，貧富不均更為惡化。
Jara最後在被囚禁狀態下寫的歌詞《Estadio Chile》最終由獄友帶出來了。次年在美國抗議歌手Phil Ochs組織的演唱會上，Pete Seeger把這首詞翻成英文，配上他的斑鳩琴，緩緩地吟誦著這首死亡之詩。
在這首詩中，Jara訴說著這5000人在體育館監獄中的情況，強調阿葉德的鮮血具有比炸彈、比機關槍更強大的力量，在最後更說，他們所堅信的信念，正在發芽成長。
是的，歌曲確實有革命的力量。正如Jara在他生前最後一首歌《Manifesto》所唱：
我的吉他不是為殺人者而存在
不是為了貪婪的金錢和權力
而是為了勞動者
所以我們才能有燦爛的未來
一首歌具有意義
當它具有強大的脈動
當它的歌唱者會至死不渝
獨裁者可以殺死一個歌手，卻殺不死他的歌曲中在人們心中種下的信念，愛與正義的信念。
原文刊在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