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014年桂林夜市
今年深水埗民建聯區議員聲言對新年桂林街夜市「零容忍」，「一見即拉」喊打喊殺， 在二月十五日「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成員親赴維園民建聯年宵攤檔反擊，指出：「民建聯要求食環署嚴打，佢哋有冇諗過基層市民？」有份提出杜絕桂林夜市的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仍然堅持己見，指居民很擔心熟食檔的滾油會帶來危險。他說明白基層人士搵食的需要，所以長遠而言應覓地給他們擺檔，但仍然贊成食環署打擊無牌小販。（摘錄自蘋果日報報導）
如果民建聯議員提出覓地擺檔的想法可行，小販又何需在街上擺買？
這種搵個地方攪個墟的提議在政府與民間不時有人提出，卻經常失敗，常歸咎於城市規劃與管理失敗，言而這種論調實質上沒有令我們更理解城市內部生態，見樹不見林，要理解失敗原因，關鍵在於要了解人如何與城市互動，要延續小販文化就先要了解小販的擺賣習慣，要抗衡地產霸權就先要了解商場如何壟斷城市。
首先，小販會選擇在人流集中的街道街道上出現，原因在街道有相對於商場的私有化空間更為平等、開放的使用條件、能夠令人駐足停留交談互動的街道（即公共空間）才是擺賣的合適位置。
重新了解香港街道的空間特性
在英殖時代曾參與新市鎮規劃的Peter Cookson Smith在其著作[街道與空間]指出香港的城市設計令到街道空間和交通幹道需要負擔大量的人流。同時香港市區內公共空間主要分配在大型公園內所以相當不平均，人口密度高的舊區戶外活動空間偏少，至使利用街邊等邊緣地帶的即興活動應運而生。公共空間和消費空間因此高度結合（註一）。
擺買位置是否鄰近人流（商機）集中的區城，是小販能否生生不息的關鍵，城市內較古老的區域例如港島區中上環、灣仔、北角，九龍區旺角太子，深水埗區內鴨寮街、基隆街及汝洲街一帶都設有有攤檔小販大排檔組成的市集，其位置無一不是鄰近住宅與交通幹道的人流旺區。
所以要在城市內延續小販文化，無可避免地要在擁擠的街道上找尋合適空間，以及透過空間使用者之間長時間互相磨合才有可能維持平衡，附以平等開放能讓公眾自主決定的城市規劃制度，令墟市長久存在。
極端管理主義的小販管理政策才是小販文化沒落原因
近年惡名昭彰的小販管理政策，起因是自七零年代起逐步放棄以提供攤檔場地硬件及供電等公共資源的協調性管理，在負責的食物環境衛生及康樂文化決策的市政局被殺局後，區議員與行政官僚系統轉而主張使用法例《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83B(3)條，假定小販是城市衛生問題的源頭，並將全港多個鄰近交通幹道的「主要街道和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列為販賣活動和相關罪行的小販黑點，在採取檢控行動前不會提出警告」，打壓小販活動。
不再符合社會認同的過時法例與大量行政資源管制小販的行為，手段極端甚至不時造成傷亡。
歸根究底，區議員與行政官僚系統不想方設法回應人民的生活需要，倒過來消滅提出需要的人民，導致小販管理政策完全違背政府與民意代議士的根本倫理。
地產霸權：城市單一化危機與自由行的降臨
小販借助於街道人流令城市生活更多元化，除了前文提到的極端管理主義會對小販構成危機，城市空間被高度私有化情況亦令人擔憂，受傾斜政策與經濟環境影響，近乎亳無限制的尋租謀利行為，推使本來繁盛多元的舊區被大幅度改造，老街坊被市區重建迫走，唐樓被大量清拆換成醜陋豪宅囍歡里，街坊老店因大幅加租換成沉悶連鎖店，結果人流不再使用街道，轉而被引導進入私有化空間的密封式建築，公共空間與私有化空間規劃在不民主制度下完全失衡，過多的消費空間導致人日常生活消費機會比與人交流機會更多，城市主角由人轉成消費行為，街道死亡，小販市集轉向旅客服務成為旅遊區，本土文化無以為繼。
（註二）
同理，金融風暴後，商界把持政策向北京要求自由行措施，主要目標不是挽救市民生活而是挽救消費力。所以儘管收回簽證審批權及取消自由行政策，香港本土城市生活極其量只能回到地產霸權的世界，要抗衡地產霸權，延續本土文化，必須視街道珍貴的公共空間功能為立腳點，力爭公眾有平等決定權的民主城市規劃制度，阻止城市單一化，本土文化才有可能成為城市主角。
註一詳見Peter Cookson Smith，〈街道與空間〉，P.27-29
註二詳見 Jane Jacobs，《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第十三章〈多樣性的自我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