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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妓》:不僅僅關於性工作者

《雛妓》:不僅僅關於性工作者

文:黎明

3月2 日晚去了《雛妓》的慈善首映禮。我主要還是因為電影涉及的話題而去的,因此我留意的是這個有關「雛妓」的話題會如何呈現,被放在一個怎樣的框架下呈現,以及最終呈現出了什麼樣的圖景。

其實《雛妓》所最終呈現的圖景,是超越了「雛妓」字面的範圍的。它不僅道出了阿Sa飾演的Sara從被繼父性侵,以性換取任達華飾演的甘浩賢的助養並發展出複雜的情感關係,到透過泰國雛妓Dok-My看到自己並開展救贖與自我救贖的成長故事,更是在故事鋪陳中帶出關於「女性如何才能命運自主」的追問。

開篇Sara就在獨白中問,一個女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究竟要放棄多少東西付出多少代價。Sara的母親、Sara自己、清邁的Dok-My,三個不同年代或者不同地域的女性,都在年輕的時候用肉體換取生存和發展機會。母親在生存的掙扎中為了不失去書店老闆的蔭蔽而犧牲了Sara,痛苦地默認了後夫對Sara的玷污;Sara為了改變命運,用身體換取甘浩賢的助養,在曖昧難以界定的情感糾葛中,懷著複雜的心境走出一條人生的新路,卻也不斷受制於往事的陰影;Dok-My年幼就被家人賣去酒吧,用肉體換取一家人的生存機會,對她來說,夢想已經是太過奢侈的東西,但遇到Sara後,她的人生也發生了轉機,最終轉向何處,這在電影裡是留白的部分。電影一直在引發觀者自問,作為一個女性,在當下的處境中,對於自己的命運前路,究竟可以有哪些選擇。觀者不難發現,選擇的範圍其實是非常小的。

有好幾個片段和符號的運用都很觸動到我。

一個是「筆」這個符號。Sara少女時期繼父是文具店老闆,作為繼父「錫」她的證據,她可以任意擁有店裏喜歡的筆。這是她被繼父強暴所得到的補償,她不僅用它們來寫日記,更多次試圖用它們來自衛。助養人甘浩賢也送過一支海明威鋼筆給Sara,這裡面包含了甘對她的情感和寄望,最後Sara也像海明威一樣成為了一名優秀的記者,並且在她決定寫Dok-My的故事時,拿出這支筆堅定自己的內心。而整個電影,Sara都不斷拿著各種筆在書寫,記錄自己的生命和見聞。筆之於她,是禮物/補償,是防衛的武器,是生命的見證,也是僅有的自我表達與訴說的途徑。這也讓我不禁想到,書寫幾乎是女性唯一能守護的自我表述和生命經驗展現的途徑,因為它成本較低門檻不高且非常個人化,雖然口述的成本更低,但卻提供不了書寫程度的私密性和安全性。

第二個符號是「魚」,甘浩賢總是去夜釣並在走前將所有魚放生,而就是在碼頭垂釣的地方,他撿到了Sara的生命文本(日記),遇到了自比為遊蕩小魚的Sara。這也對應了之後,甘不捨但主動離開了Sara,給她新的自由,就好比放魚歸海一般。雖然當時Sara並不想要這自由,就像她曾經說的,魚可能並不想被放歸大海而是想被帶回家一樣。這一段又像買賣,又像父女,又像戀人的魚水關係,改變了Sara的命途,雖以魚兒回歸大海結束,卻也在心中留下久久不散的漣漪。

第三個符號是Dok-My在Sara離開福利院前衝上前給她的一個突兀的(嘴對嘴的)吻。一開始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安排這個情節,因為看起來情節不像是要往女女戀情的方向發展,而且如果是表示感激,為什麼不是親臉頰、擁抱或是別的什麼更常規的方式。細思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令人感慨和動容的情節。對Dok-My來說,原本對命運已不抱任何期待,似乎注定將永遠被困在用身體換取生存的境遇之中,但Sara的出現給她帶來了命運的轉機和新的可能性。這種感激的情感是無論如何無法用常規的稱謝、擁抱、親臉來充分表達出來的。Dok-My想要表達比常規更多更真摯的感謝,但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她還剩下什麼可以用來給Sara以表達這深切的感謝呢?唯有通過這僅剩的女性身體帶有情慾色彩的一吻。而這竟已是傾其所有了。

最後一個印象深刻的片段是Sara去見病危的母親。這個曾經為了生存捨棄和出賣了她的母親,在臨死前對她說出了內心的痛苦與懺悔,在得到Sara的原諒後離開了人世。這個與母親最後時刻的和解,而不是與Dok-My的道別,完成了Sara的自我救贖與重生。她在Dok-My身上看到了自己,又在自我生命的回溯中更深體會了母親當時的掙扎、痛苦與無奈,最終選擇了原諒同樣為了命運而血淋淋地掙扎、割捨過的母親,同時也是接納了背負著沈重過去的自己。但她很可能不會原諒繼父,因為繼父於她是純粹的掠奪者,是利用自身優勢脅迫和剝削她的加害者,而不像母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的艱難求生者。

雖然在Sara自殺的情節上我覺得鋪陳得不夠合理,Dok-My和Sara的互動和甘浩賢與Sara的比起來也顯得不夠張力,但這些都掩蓋不了整體敘事與符號運用的光彩。

從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視角來看,《雛妓》中的女性在與命運的角力中經歷的艱難取捨,也體現在其它複雜的社會關係/互動中。就好比故事輕輕帶過的媒體面臨的兩難:要揭露的對象(官、商、官商勾結……)卻也同時是媒體賴以生存的資金來源;媒體原本以公眾知情為己任,但卻常常不得不做出捨棄公眾利益的選擇。

可以說,如果我們將眼光從性別不平等上升到更廣義的不平等,會發現所有的被壓迫者的命運掙扎都有十分相似的面貌。

文章同時刊在映畫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