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太快，太多事都被遺忘，但不等於從來沒有實現。
對我來說，學生會、學聯面對著相同的問題：與同學關係疏離。這個問題，每年都要思考，每年都要面對，不單是因為學生會每年換屆，也因為同學也如輪轉，每年都需要重新建立關係。制度上，學生會由同學授權，學聯由學生會授權，代表性是基於周年大選，但今日「學聯不代表我」之所以出現，不是因為民選不民選的問題，而是學聯及學生會有多大程度反映同學意見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地在不同的民主政體上出現，因為票數從不一定反映組織與群眾的距離。
這兩年來，學聯一直在回應這個問題，也盡力找出方法，不依賴制度上的代表性，而是走進同學，讓同學決定學聯。2013年5月16日，學聯在明愛專上學院向梁振英示威，我們攔截梁的專車，不讓他離去，要求梁當面回應30年前的民主承諾。當時社會對學聯的關注當然不及如今，當日的行動也因為欠缺經驗，最終失去行動的主題（普選），社會上也沒有支持學生的聲音。那一次的行動經驗對整個社會發展來就，當然是微不足道，但對學聯來說，卻是自我反省的開始。
從516中，我們明白，學聯不應只依賴20多個學生代表行動，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同學明白我們的行動目的，繼而一起同行。即使學生代表走得多遠，但同學仍然無法理解、無法參與，所有的行動都是一種失職的表現，一方面是因為學生組織者無法將自己參選的抱負影響同學，這是有愧於自己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無法讓同學從行動中受益，學生會無法應對同學需要。
經過這一役，我們放棄一切短期之內的行動，把工作回歸大學本部，向同學解說政局，希望同學了解學聯，學聯也須了解同學。2013年，學聯辦過大大少少的政改聚會，第一次的政改討論會在2013年6月舉行，當日有百多人出席，當中包括了各院校的系、屬、院會同學。慢慢地，我們不斷擴大同學參與，也走入不同系會、宿生會的ocamp講解政改，走訪了四十多次，哪怕是只得二十人的聚會，我們都會出席講解。
隨著政局的變化，學聯在2013年9月辦學界商討日，目的就是讓同學定出學界所關注的政改問題原素，商討日的議程也非學聯常委決定，而是以公開會議形式，與同學一起商討。2014年2月，學聯辦了學界公投大會，公開地讓同學決定是否舉行公投，並以學界商討日的討論結果為基礎，決定公投的內容。最後，14000多位同學參與學界公投，定出學界就政改問題的立場，公民提名成為學界的共識。
由516、學界政改討論會、學界政改迎新計劃、DDay、公投大會至學界公投，學聯足足花了一年的時間，低調地、默默地進行，盡管我們無法得知同學是否因此而充權繼而行動，但我們確實如此努力過，至少無負於516後的反省。
57屆呢？57屆（現屆）的學聯也開過公開的政改大會、成立過罷委會。但社會形勢不由學聯決定，時間不由學聯控制，831也絕非學聯所能「一錘定音」，佔領的爆發時間及其規模更不是學聯，甚至社會所能預見。佔領運動雖然由學生所號召，但實際上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而是一開始以全民運動的姿態發生。還記得運動早期出現過的「守護學生」口號嗎？提早佔中，是因為927，學生被捕及三子宣布佔中而開始，學聯成為運動的主要領導組織之一，面對的群眾已不只是學生，群眾的構成本來就不是學生組織可以處理的，平日學聯處理學生意見的方式（如上述）也難以應用於變幻莫測的佔領區，特別是運動第一個月的時期。相比之下，56屆的工作在安穩中度過，順利走出孤島，嘗試走向同學；但57屆卻沒有相同的客觀條件，卻要在佔領中做到56屆一樣的決策過程。在這方面，作為56屆的學聯人，我批評57屆的不足和失機，但我會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