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年有股喜談「實際」的政治風氣，尤其政治上的右翼本土主義，最愛攻擊傳統民主派和社運人士「離地」，說他們空談玄想，脫離實際。相反地，他們則提出「本土自決」、「勇武抗爭」、「獨立建國」等諸多理念，並且以「反蝗」等一連串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務實。究竟這些口號和行動是否真的那麼實際，在政治局勢上又起到了什麼效果？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問題。之前，我把它們當成一種政治議程的重設，簡略談過它對中港兩地政局互動的影響。現在且把目光轉到香港境內，看看這類身份政治冒起的實際作用。
幾年前我曾在本報說過一則大陸「維穩經濟」的故事，由於那個案例太過有趣，現在不妨重溫一遍：話說內地某市有位思想活躍的青年，常在網上抨擊政府，言論尖辣。久而久之，引起了當地維穩部門的注意。這座城市在地方上算是大城，但像他這樣的人卻相當少有，所以他幾乎成了當地維穩工作在意識型態領域上的唯一對象，被人「重點」招呼。由於不堪其擾，這個年青人便越走偏鋒，不只言文攻伐，還開始幹些上訪串聯之類的維權行動。總之他和國保人員你來我往，彼此鬥得不亦樂乎，喝茶簡直成了每週必有的例常事務。後來，這個青年終於無法忍受下去，決定搬到北京開展新生活。豈料長年盯着他的國保這時卻找上門來，勸他三思，而且表示「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原來他對當地的維穩系統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要是他一走，他們就沒有了工作目標，人員配置和經費資源都會出大問題。換句話說，這個系統需要他的存在，猶如消防局需要火災。
有時候，一個地方可能真的很安全，從不起火，於是消防員就只好用放火的歪路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了。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謝暉最近在網上發佈了一篇引起關注的帖子，其中三點正好佐證了這種維穩經濟的存在：
一、「基層官員或工作人員動員人們上訪，以獲取高額利益。獲取方法是以截訪名義，在京大開、亂開各類發票，把平時不好報銷的經費報銷掉，大量維穩費用就這樣進了私人腰包。有十多人的基層政權組織一年耗費維穩經費居然達1000萬」。
二、「不少地方基層政府和北京地方公安結成關係，要麼在年初把大把維穩經費（往往上百萬，甚至數百萬）一次性打入北京有關派出所；要麼北京有關派出所提供一位上訪者，地方付其兩到三萬元。因此北京公安內部有人不時通知熟悉的『上訪者』到京來上訪，維穩經費養黑了北京公安」。
三、「擺在明處的上訪，相當一部份是基層政府、北京公安與『訪民』沆瀣一氣，專套納稅人的錢財而為。那些大張旗鼓的上訪者背後，經常蘊藏着黑色利益鏈。」
其實，就算不涉陰謀貪腐，這種邏輯也能出現在任何官僚系統。他們總是涉法擴大自己的權力，擴充自己的人手，好比一頭不斷膨脹的巨獸，不停為自己尋求膨脹的理由。
據說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是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近年時常提倡施密特式的政治理念，強調「政治就是要區分敵友」。這套理念背後或有深厚哲學基礎，值得探究；可它的粗俗演繹卻可能會催生出一種維穩經濟的邏輯，為執政者大開政治鬥爭的方便之門，把什麼事都推到大是大非的原則上頭。
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就是這麼一種必要的敵人。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頭抨擊港大學生刊物《學苑》，當時有很多人批評他小題大作，又或者從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角度回擊。在我看來，這正是他和他的團隊厲害的地方，把一個沒什麼人曉得的小事上升成頭號政治議題。要知道小題必須大作，因為任何分裂行動和「顏色革命」也都是從苗芽長成大樹的，「港獨」這種問題當然不可掉以輕心。
接下來，其他一切事件也都可以順便貼上「港獨」和「顏色革命」的標籤。於是特區政府就成了全國對抗「境外敵對勢力」與「分裂勢力」的最前線，它遇到的一切阻礙都是敵人太過險惡的證據，它遇到的每一個困難都是最艱苦的鬥爭。梁振英政府在政策執行上頭或許不如曾蔭權班子有效，但他在政治上的立場卻絕對比曾班子正確。他推動國民教育、收拾港台和其他媒體，抗衡「佔中」，請問有哪一樣對不起中央政府？就算遇到挫折，遭到非議，那也是為了「正義」而受難。如此忠誠，如此盡心，中央政府當然要力挺他撐下去。
由於「港獨」的存在，現在就算面對任何評論也都不必擔心了。例如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日前回應林和立的文章，乾脆就問「請問林和立，你支持港獨嗎？」，似乎批評政府就是支持港獨。又由於「港獨」的存在，之後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就名正言順了。
沒錯，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是真確的存在，它也是政治上「有用」的敵人。但是無限擴大這種邏輯，禍及無辜，把什麼問題都推到政治鬥爭上頭，這對香港的實際治理和整個國家而言又有什麼好處呢？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