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刊於4月5日星期日明報，此版本經過筆者修改。)
David Graeber,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5).
在探討科層宰制(bureaucracy)的複雜現象之前，格雷伯以其銳利的眼光，講了一個悲傷而荒謬的故事。
這個故事由一位母親中風開始。她躺在醫院，動彈不得，兒子為了幫她領取社會援助金來繳付住院費，就得首先在公証人面前，由她授權動用她銀行的款項。兒子打了許多次電話，像人球一樣被推來推去後，終於成功約了公証人到醫院，當場見証母子二人簽名。接著，兒子就把表格交到銀行，卻被銀行職員拒收，原因是表格上的簽名和姓名兩欄倒轉了，而且職員要求醫生發信證明他母親的精神清醒，可以理解所簽的表格內容。兒子就要生氣了，解釋說事前並沒有銀行職員說過要出示醫生證明，並指著母親銀行存摺上清楚印有「委托」兒子的一行字。結果職員強調銀行的規則，只有當事人死了，才可以豁免醫生證明書。不久之後，中風的母親死了。這個氣惱的兒子就是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他在新書《規則的烏托邦》提問，為何我們大部分人總是像傻瓜一樣，被這些科層化的規章牢牢綑縛？
科層宰制不限於官僚
填表，佔據我們生活中越來越多精神和時間。每一張表至少會被一個部門處理，甚至去到多個部門。這是現代社會常見的現象，社會組織由一層又一層的單位所管理，每個單位跟從規章而完成其責任，下層服從上層的命令。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遺作《經濟與社會》裡就指出，現代社會就是個不斷科層化(Bürokratisierung)的過程，不論政府或私人機構，逐漸由非人性(unpersönlich)的規則所統治，講求對所有人均等，不講求對人熱誠和關懷。韋伯強調，科層制度不是人們隨意可以擺脫的，反而處處限制著人的行為。因此，筆者提議把德文Bürokratie (英文bureaucracy)譯為「科層宰制」，取代另一些譯法如「科層主義」或「官僚主義」，以強調該詞後綴-cracy帶有統治和宰制(Herrschaft, 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也不應像一些英譯者那樣，把這一脈絡下韋伯的德文Herrschaft譯成authority，這樣會減弱了科層組織駕御人，限制了自由的生活這方面的意思。格雷伯的新書，多處批評韋伯對「科層宰制」過於樂觀的看法，而書名《規則的烏托邦》，正是要指出科層化帶來的烏托邦並不存在。換言之，格雷伯認為，現代社會的組織並非如韋伯所想客觀而高效率，事實上帶有任意的規則和增添生活的煩擾。
事實上，格雷伯此書要分析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全面科層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的現象，侵蝕生活的每個方面。以致今天我們經常聽到政府、社會福利機構、學校等，大談「願景」、「質素」、「持份者」、「優勢」和「策略目標」等修辭，完全是把生活陷入科層管理的結果，令人消耗更多精力在科層之間周旋，而不是真正從事科學研究，與組織的成員或市民詳細討論，共同實踐未來的憧憬。格雷伯在新書訪問中談到，他雖然沒多大意圖爭取在大學升職，但如果他不照有關規定填報那些複雜的表格，他的同事就會有麻煩。由此可見，科層制度是共業。
科層制度並非理所當然
格雷伯並不是照單全收韋伯的看法。韋伯認為，一旦科層制度出現，連統治者也要依賴它來管治，受到它牽制。因為科層制度就是人類理性化的表現，不斷尋找最專業和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達至某些預定的目標，理性化令我們覺得很理所當然。就像在炎熱的日子裡，我們在涼快的大商場裡行走，很難接受舒適的背後，保安、清潔和商鋪管理等科層管理突然消失，更遑論政府突然不再執行消防、稅務和公共秩序等法例。我們彷彿覺得科層管理，帶來了良好的秩序和快樂的生活。試想一個年青人想在商場裡唱歌、跳舞，或者兩個老人坐在商場地上下棋，大概馬上會招致保安前來驅趕。這是最有效率地達至人們生活的目標嗎？格雷伯不同意韋伯，他認為科層宰制並不是人類最理性的方式，反而體現了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如果保安驅趕在商場裡抗議血汗工場的示威者，你很自然會認為商場不宜示威，示威者應該用「正常」渠道來表達意見，也就是進入科層制度來投訴。但是，血汗工場恰恰是大企業科層管理的結果，經由專家的精心計算和經營，為了在限期前完成訂單，延長工人工時，為了減低生產成本，儘量壓低工人工資。我們憑甚麼認為科層制度裡的員工會按照投訴，解決制度製造出來的血汗工場呢？格雷伯認為，這其實反映了人們對科層制度近乎盲目崇拜的態度，以為科層制度是最理想的社會組織方式。更嚴重的問題是，訴諸科層制度來回應社會公義的訴求，等如無視工人飽受剝削而無處申訴。細想一下，血汗工場的工人處在科層的最底層，他們的聲音總是被受高層忽視，因為科層宰制令上層和下層的權力不對等(inequality)，這就是格雷伯所謂結構性暴力。
結構性暴力源於不平等
格雷伯認為，暴力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肉體的暴力(physical violence)，像80年代以來全球公義運動在世界各地示威，揭露各國政府、銀行和跨國企業不透明的協議，警察總是暴力驅散示威者。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99年美國西雅圖反全球化行動，警察大規模拘捕示威者，但四萬多名人參與的運動，就成功中止了世貿部長級會議的開幕儀式，更重要的是，廣泛引起公眾關注全球化造成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的問題。格雷伯認為，另一種暴力──結構性暴力──更富有人類學意味。這種暴力行動的特點是，不靠溝通而企圖持續地引起社會效應，或者在毫不了解個別情況下，對他人採取行動以帶來預期的效果。格雷伯也許沒有注意到，這樣來理解結構性暴力其實很接近鄂蘭的看法，鄂蘭把暴力界定為工具化人的行動來增強人的力量，以圖令人屈服。格雷伯認為，結構性暴力源於社會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又往往由肉體的暴力來支撐起來。正如警察對待示威者行使暴力時，同時維護了司法制度和執政者的政治立場，支撐了科層制度裡的上層執政者和下層的人民兩者的不平等。因此，格雷伯稱「警察就是有武器的官僚(bureaucrats with weapons)」(頁73)。
格雷伯用了兩個有趣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在餐廳的厨房裡經常有類似的情景，當員工出現爭執，老闆總是不由分說，馬上指責某個經常犯錯或生事的員工，按平常對他們的理解，來「判斷」對錯和終結爭執，而不是先調查乍看複雜而混雜的局面，再調解衝突。另一個例子關於美國中學的創意寫作班的調查，老師時常叫學生想像自己有一天突然變成了異性，描寫當天的所思所想，以引發學生的創意思維。結果女生都寫得頗為詳盡，但總是有一部份男生拒絕參與，稱自己毫不理解女生是怎樣的。這兩個例子中的老闆和男生，傾向放棄「解釋的努力」(interpretive labour)，老闆不顧下層員工爭執的原委，男生毫無意欲理解異性的生活經驗，而這是由於身份的不平等令他們樂於維持這種不願意理解的態度。社會不平等，造成下層工人總是被要求理解老闆的指令，女生從小被教導要理解異性的心意，甚至文學作品裡不乏呈現為大家族打工的僕人，極其了解大老爺的脾性，比大老爺了解他們多得多。在科層化的社會裡，這種不對等的身份導致在上位者不願理解在下位者，並隨意對他們加以指控以至壓逼，這就是科層制度所掩蓋的結構性暴力。
科層宰割了想像和自由
從格雷伯的觀點看，韋伯所說科層制度令社會生活達至最有效率和所謂最理性的安排，實在是烏托邦想像多於現實。現實卻是，我們想像不了科層宰制以外的生活方式。這可說是全書最獨特的視野。科層宰制令人們失去了理解別人生活的意欲，令行動的可能性被劃定於科層制度所規定的範圍裡。政治變成投票，按自己的意欲而生產變成了勞動力(workforce)，滿足自己的需要變成了消費，投票、勞動力和消費都鑲嵌在政府和大企業的科層制度裡，人們的想像力變成了「死亡地帶」(dead zone)。持續推動社會運動多年的格雷伯觀察到，當人們有意擺脫科層宰制的時候，就是革命性的時刻，往往就會出現大量有創意的學術、藝術和社會行動。他宣稱「左翼，本質上就是要批判科層宰制。」(頁83)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正是要重新尋回社會的創造力，把人類從科層宰制的烏托邦裡解放出來，重新想像和實踐自由的生活。這樣看，歷經數月的雨傘運動，不就是脫離科層宰制的革命性時刻嗎？
在9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普遍開始覺得政府科層管理是低效率的，因而主張改革科層制度，由市場競爭取代。實際上，改革變成了解除規管(deregulation)的意思，我們看見政府把服務外判給市場，公共和私人逐漸變成同義詞，政府、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機構和私人企業一樣，都要追求成本效益，規劃未來願景，但我們甚少疑問，為何科層制度的下層和上層沒有平等的地位來共同實踐願景？為何政府對銀行解除規管，任由銀行製造各種金融衍生工具，但在經濟危機時，卻甚少對懲罰違規的銀行？格雷伯認為，右派名義上反對科層，實際上追求更高效率和更大利潤，結果往往加劇科層對人們的宰制，左派卻似乎缺乏批判科層宰制的視野，這是他這本書期望回應的處境。
韋伯曾說過，科層宰制已經成了囚禁人類的「鐵籠」，格雷伯也清楚意識到掙脫這個鐵籠並不容易。然而，他嘗試為人們破除對科層制度的幻想，他沒有如韋伯的那樣，期望有政治魅力和勇於承擔責任的政治家領導科層制度，也不寄望於民主的議會制度。人類的自由並不在於設計一個更精密和更牢固的鐵籠，正如創造更高速的科技來鼓勵人們消費，規劃更詳細的章則來管理政府和企業。就像下棋一樣，跟隨規則來玩，只是沒有犯規，但不會帶來樂趣，更不會令人有勝出的快感。他認為，「自由，其實是人類的創意自在地遊玩，跟其不斷創造出來的規則，兩者之間的張力。」(頁199)因此，自由並不是像科層制度那樣設定嚴密的規則，也不是反對任何權威，撤消一切規則，而是讓規則促發人類的創造力，不受規則所束縛，超越規則來遊玩，讓人們可以自由地踐行解釋的努力，打破科層阻隔了的互相理解，中止結構性暴力和社會不平等。人們之所以依賴科層制度，是因為懶惰地想跟從遊戲規則來得到自由和愉悅。格雷伯主張，我們必須離開規則的烏托邦，不再「懼怕遊玩」(fear of play)(頁193)，因為自由只能超越科層宰制才能體現。此書不是一本菜譜，我們不能照板煮碗，以為取消所有規則後就能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印度公共知識份子和人類學家維斯凡那森(Shiv Visvanathan)曾說過：「遊戲(game)是有界限和特定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遊玩則是廣大無限和不受拘束的。[…]遊戲有預期的解決辦法，遊玩則沒有。遊玩容許新事物露面和驚喜。」(頁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