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Gundam
（在個人層面我非常尊重周生，但涉及學術或社會政治的判斷，我們卻是差異甚大。麻煩的是，周生執本地左翼自由主義牛耳，與自由主義者商榷，總是以周生為對象。不過周生既為相信平等理性對話的自由主義者，總是有容乃大。為了真理越辯越明，我也不客氣了。）
（編按：另看周保松〈對本土論的一點反思〉）
有感於本土派對左翼的猛烈攻擊，周保松寫了一篇短文，主要是指出「本土優先」不是不證自明的道理，需要一種道德論述去支持。而他本於正義之優先性，認為本土優先可以講，但要受「正義」的原則規限。短文中沒有提出完整的講法闡明正義的基礎和原則。不過有留意周保松其他論述，當知他慣用羅爾斯的正義論去支持其對正義的理解與追求。
本文不是要討論本土優先或正義優先的問題，而是想指出整個自由主義道德論述的前設與盲點。如果自由主義者不正視這些問題，再寫十篇正義論，都沒有辦法理清香港社運的左右派之爭。
周保松在文章中指出他是自由主義左翼，不是馬克思主義。也恰當地指出，馬克思十分不願意談道德，但之後卻沒有開展下去。其實馬克思不是不談道德，而是拒絕這種自由主義式的道德論述。
兩種道德
日本左翼思想家柄谷行人在《倫理21》中指出，「道德」有兩種日常用法。一種是世間的道德，人一起生活然後發展出來的規則。例如，八卦周刊對城中名人每作道德審判，不誠實、出軌、老少配、吸毒、不修邊幅，通通都是罪名。這些都是社會對人的規範。但有另一種道德，事實上是前一種道德的基礎，並不是關於社會規範，而是關乎人生的意義、自由與自主，甚至歷史文化的不朽。柄谷稱之為以自由為目的的道德。
自由主義道德的欺騙性
自由主義者對兩種道德各有安排。簡單而言，他們認為自由的道德就是平等理性的討論空間。在這個理性的空間中，人就是自由的個體，用自己的理性去說服別人（的理性）。而透過這種理性討論所達成的規則，就是世間的道德。
人權的概念是這個道德體系的核心。因為人權假定人生而平等，有權運用自己的理性去為自己的人生作主，尋找幸福。
這無疑是崇高的理念，但實踐出來卻有嚴重的欺騙性。因為在現實中，人的處境並不平等。假定大家都是理性的人，掌握同樣的能力去討論，這個圖像完全與真正的政治經濟處境脫節。沒有現實上的平等，所有的平等討論都不過是紙上談兵。
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不願意談道德的原因。當社會嚴重地不平等，壓迫天天發生，我們去跟被壓迫者說要他們理性溝通就是一種虛偽。因為這掩蓋了當權者對弱勢者的長期暴力。一個奴隸被主人不斷鞭打時叫奴隸學會理性，或許天真，或許狡猾，但一定是徒勞無功。
自由的道德
巴迪歐，如今思想界最火紅的左翼大師，就曾闡論，自由主義的所謂道德和自由，正正是對真正自由的壓制。因為它讓我們以為道德就是要平和地溝通。不是的，真正的道德、自由是為了創造人類的歷史，成就不朽。道德不可能是一種畫地自限，告訴人用溝通手段去對抗壓迫。不，真正自由的道德，是要把人從壓迫中解放。它是一種價值的創造，令人得到行動的力量，實現現實上的平等與自主。簡單而言，自由的道德就是對抗壓迫的道德，革命的道德。
舉一個例，齊宣王問孟子，周武王興兵，對付當時的共主商紂，是不是犯了弑君的大罪。弑君之罪，就是當時的世間道德。許多人以為儒家想回復周禮，是保守主義，那孟子應該讉責弑君了。但事實是，孟子不承認武王伐紂是弑君，而稱之為誅一夫，殺掉一個壞人。孟子的道德就是自由的道德，為對抗壓迫提出行動的理論，扭轉既有的思維。
暴力在道德中的位置
承上所論，很快我們就會達至一個結論，就是反抗壓迫，必然包含對暴力的接受。這也是當前香港自由主義者最不能接受的部份。為了反抗壓迫，我們就要接受暴力嗎？但這正是另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盲點。在他們的道德論述中，為了平等的溝通，我們不能接受用暴力的手段脅逼其他人就範，不然就是對他人自主自由的侵害。但非常可惜，他們對現行制度的暴力卻毫不反抗。在整個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香港社會)，無產階級(買不起樓或用半世至一世供樓的香港人)根本就不斷被脅逼。在國家和意識形態機器之下，幾多人接受了壓迫是必然的社會處境。如果我們害怕反抗的暴力，豈不是要更厭惡制度和壓迫的暴力？
當然，自由主義者未必不知道制度的暴力，但他們害怕的是暴力的潘朶拉之盒一旦打開，只會令整個社會陷入混亂。暴力不保證帶來解放，卻可能是無止盡的戰爭狀態。如果，我是說如果，自由主義者真的如是想，那他已走入威權主義的陷阱而不自知。因為為了害怕混亂而接受制度的暴力，正是所有威權政府的說詞，包括當今中共。
自由的道德不是沒有道德，而是要創造有解放力量的道德。想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正是面對王權至上的專制道德。人們相信臣服於權威是馴服的表現，是良民，是道德。但自由主義者開創了新的道德，認為馴良一無是處。只有起來擺脫王權，成為自由平等的公民才是道德。此前這道德是聞所未聞，在當時直是石破天驚！當時的革命家，手起刀落，無懼生死，對抗王權的壓迫，就是真正的道德。暴力又哪裡可怕？
所以暴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壓迫的容忍，和無理的暴力。面對可能無節制的暴力，應該創造新的道德而不是限制反抗。正如孟子講誅一夫，沒有放棄道德，而是創造道德。
右翼與民粹短路
自由派很擔心民粹，認為右翼就是盲動，不理性。但很可惜，他們沒有切實了解他們害怕的民粹。如果用拉克勞的講法，民粹就是 signified 與signifier 的短路。簡化地講，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民粹就是用一個符號，集中了所有反抗的能量。
如果從左翼的立場出發，右翼必然誤解了壓迫，錯用了符號。但我們得承認，符號的能量大得可以建功立業，開邦建國。當然也有其可怕的後果，但在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實在是要正視的力量。
自由派的問題在於，他們只知道民粹錯用了符號，卻不了解背後的反抗。只要有壓迫，反抗的力量就必然存在。右翼民粹就是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創造了合用的符號，把反抗力量集合在右翼之下。如果沒有真正的符號與右翼競爭，反抗的力量必然會依附於右翼。就算用道德批判的方式去除右翼的個別煽動家，右翼的符號不滅，總又有新的煽動家興起。因為說到底，今日的自由派沒有辦法掌握和理解壓迫。
馬克思主義的道德
無巧不成書，右翼民粹的符號，總是以左翼推崇的「自由道德」的形式出現。這不單是香港本土派，所有的民族主義都聲稱自己開創了新的價值和道德，挑戰既有的世間道德規範，近於宗教的狂熱。為了一個族群的自主和生存，一定要在世界中自強、作戰，哪管敵人有多強大。我得承認，許多這種民族主義及道德呼召，實實在在地成功建國。作為一個左翼，以當下香港難以建國去解除民族主義，並不足夠。因為其以道德的形式出現，就是可以妄顧所有現實條件而持續，並以此無根的持續自證其崇高與光榮。
這就來到馬克思主義與自由派和右翼皆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堅持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對準真正構成壓迫的矛盾。只有捕捉所有壓迫的核心，才能解除所有壓迫。這一點上承康德，並與所有世界宗教相通。
關鍵詞是「所有人」。世界宗教，包括基督宗教、回教、佛教、儒家等等，都關心「所有人」的生命，也關心整個世界。用康德的講法，只有普遍的道德要求才是真正的道德要求。因為道德的真理不可能有界限。如果人生而自由，則所有人都應該自由。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論證哪一個民族的人更應該自由。所有論證哪裡的人應該更自由，都意味著種族論，意味著分層的人種論，有些人比有些人不像人。
右翼之問題在於，他們掌握的矛盾一方面有真實性，卻不徹底。(例如中共帝國壓迫香港。)所有民族主義都強調自身民族的特殊性，自視為相對於其他民族的存在。一個民族主義的道德和價值，無論如何自由自主，只對一個民族有效。民族主義不能關心「所有人」。所以即使有民族解放，也是每次解放一個民族。就如香港面對中共帝國，被受壓迫，香港本土派想的是讓香港從帝國壓迫中解放，而不是解放所有被中共壓迫者。
當然右翼最容易於此時舉出策略論，認為解放自身民族以外的人是不切實際。但事實是當被指出香港建國在策略上不可能，本土派就會強調民族建國之價值崇高，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似乎是個矛盾甚至笑話，但卻正正表現出其民粹短路的特色。民粹的短路，本身就不是理性可解。顧自由主義者欲示之以理，無異緣木求魚。
右翼的道德，就算真的民族建國，也注定不是徹底的解放，因為從一開始的反抗符號就決定了他們解放的限度。壓迫的政治經濟結構非常複雜，裡面每一個部份都可以成為民粹的符號。但只反某個符號卻忽視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個龐大的有機體。一邊的壓迫被打倒，不過是另一邊的壓迫加強了。許多殖民地解放運動成功後，大部份國民生活卻不見改善，只圖利了小部份人。某些人或許會想起利用論，覺得這樣的話就什麼都不要理算了。不！我們絕對反對這種犬儒主義。相反我們要做的是毫不退避地對準矛盾的根源。我們不斷去拷問究竟是什麼令世不平等，什麼構成壓迫。
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壓迫，反對壓迫，就希望解除一切壓迫。這就是左翼的根本。我常說左翼的基礎是政治經濟分析，其實不然，關心政治經濟分析是因為認準了那是世界壓迫的來源。（如果發現壓迫的根本在水瀨，我們毫不猶豫就會去研究水瀨。）
如果說左翼有道德，那就是把隱沒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幻象下的矛盾揍出。例如說香港人恨大陸人比恨資本家更甚。資本家雖為壓迫者（首10個擁有最多房產的人共擁有4萬個單位），我們卻沒有對等的恨，因為他們被產權的道德論述保護。大陸人容易恨，因為沒有任何道德體制保護他們。以往中國民族主義或許是保護，但已被政權耗用了。我們從真正的矛盾處著手，創造新的道德語言，開啟新的行動可能。如果說恨大陸人帶來驅蝗，反地產霸權就應該帶來佔屋，讓人人有屋住。如果這個提議令你猶豫，即是說左翼要更努力令這個想法變成合理、崇高、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