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思潮好像忽成香港社會的最大問題，民建聯大既律師建議訂立〈反港獨法〉，這種論調無疑是中央指令下，重奪香港議程的框架——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成反動基地，以此轉移香港社會問題及民主訴求。這也是中央對香港歷史的主線——香港是殖民地，港英殖民政府在香港「搞局」、壓迫港人，1997年是「回歸」祖國。
港英政府相當「獨立」
然而，港英殖民政府，長時間來均有相當「獨立」的權力，如果要談「港獨」，這股「港獨」力量其實早在殖民政府時代已經出現——香港人有獨立的文化及身份認同，有獨立的利益。
要了解這段歷史，把鄺健銘新出版的《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的管治術》（下稱《港英》）一書，與前特首顧問葉國華在2013年出版的《維港故事：獨掌難嗚—忘記了歷史明天不會更好》（下稱《維港》）對讀，甚具富趣味。兩書均總體上回顧了港英殖民地的歷史，而這段歷史絕對並不是如中央歷史框架般是一段「壓迫、屈辱」的歷史，殖民時代當然有「壓迫、屈辱」的情節，如鎮壓六七事件，濫捕參加者甚至強制出境等侵犯人權的行為。殖民地時代除了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麥理浩時代，大量增加社會福利、建立香港人身份的故事外，兩書告訴了我們更多，港督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曾經多次拒絕英國政府的指令，甚至執行違背英國利益的政策，爭取港英政府「命運自主」。
《港英》書中舉出的例子眾多，60年代初港督柏立基，成功爭取「財政自主」，停止審理香港的財政預算。六七暴動期間，倫敦政府曾經相當悲觀，一度籌劃從香港撤退，反而是時任港督的戴麟趾態度強硬，鎮壓示威，他又曾批評倫敦「指手劃腳」。同為1967年，港英政府成功爭取自訂匯率，更迫令倫敦須賠償英鎊儲備一旦貶值得損失。1968年又成功爭取商務自主權，七十年代又頂著倫敦工黨政府要求增加開支等要求。
《維港》一書，亦同樣指出港督擁有香港事務最終決定權，根據其專業判斷、以香港利益為優先的行事風格，不會事事聽命於倫敦。
英國在香港，亦從未嘗試建立政治忠誠，這也是為何港人的本土意識得以成長，這也是為何「回歸」後中央強調「愛國」的必須，實屬捉錯用神。
一直被「充分利用」的孩兒
「遲至」1997年香港才「回歸」「祖國」，其實亦正清楚揭視中共對香港的定位，從來充滿計算，如周恩來所訂立的香港政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立國後並沒有急於將香港從殖民地的壓迫「解放」出來，多次表示無意收回香港。鄺健銘一書回顧了港英政府與中共政權的合作。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開始剿共，香港成為共黨人士的避難所及交通線。1937年抗戰開始，周恩來獲英方同意在中立的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即使在冷戰期間，英國也沒有中斷與中共的外交及經濟聯繫，香港亦成為中共在戰後的重要「出口」。越戰期間亦應中國要求，拒絕參與越戰的美軍到訪香港。
如何尊重「港獨」
《港英》及《維港》兩書，同樣檢視了「回歸」後中央政府對香港施政的失誤，指出中央政府對港英所擁有的「自主性／獨立性」欠缺真正的認識，或是不願正面面對。「回歸」後中央政府不同於倫敦，更容易直接操控香港政府，過份強調「中央先於地方」，也不認識香港自主的意義與重要性。《維港》一書清楚指出，回顧殖民地歷史，看到維護地方利益的重要性，特首必須「以實際行動顯示他有能力以及意願去維護香港人的利益」，而不是「只代表北京利益及價值觀的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