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施政報告》涉及到人口政策的調整，有團體隨即指責當局鼓勵本港年輕人往外闖的同時又放寬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實乃圖謀「人口換血」，「溝淡」香港人的成份。此外，本土派與傳統泛民的分歧在佔領運動一役表露無遺，本土派的右翼決定以「水貨」問題另闢蹊徑，港獨份子亦藉機再起，煽動排斥內地同胞的情緒。繼上一次探討過居留權及「雙非」問題的法律糾纏後，我們本來就要論及97前後本港輸入人口政策的內容及延續性，適逢此際更具現實意義。
研討會認為深化陸港矛盾並非明智之舉，誠如關注人口政策團體所指出，不少「專才」的工資其實低於港人的入息中位數，與其以陰謀論解讀專才政策，不如以經濟觀點進行分析更具積極意義。而「水貨」問題決不是孤立的現象，大家必需聯繫到宏觀經濟形勢才可能提出恰當的解決方案。以下我們將從港英時代居留資格架構的奠定及入境政策展開論述，繼而探討各項輸入人口政策以至「水貨」問題的經濟內涵，然後立足事實重新認識被嚴重扭曲的政治生態。
發展水平差異衍生地方意識
香港早年基本上不存在居留資格問題，整個19世紀人們甚至對人口登記持反抗態度，因為登記並不意味着任何權利或福利，反而令人聯想到港英當局開埠之初開徵「人頭稅」的打算，人們往往以罷工及返回內地謀生作為抗議手段，屢次迫使殖民政府妥協。儘管1971年「香港本土人」（Hong Kong Belonger）的概念被載入法典，民間亦未相應產生某種「本土意識」，因為有關條文只為限制土生港人獲得「居英權」而制訂。
不過由於港英政府自70年代開始持續進行社會改革及福利建設，陸港兩地的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擴大，港人還是逐漸產生比內地同胞高一等的觀念。1973年推出第三代身份證以後，坊間流行着「綠印」和「黑印」的說法，因為新移民所持有的是蓋上綠色印章的身份證，依時續期直至居留滿7年就可以獲批「黑印」，即「無條件居留」，而「大香港」意識在「單程證」制度取代「抵壘政策」，港府高調「打黑工」以後進一步強化。
到1987年，一套接近現行的居留資格架構終於確立，「無條件居留」的華人被升格為「居留權」持有者，而且被賦予最高的公民權。至於來港遊旅、探親者則獲准以「訪客」身份入境，同時《入境條例》規定非本港居民「未經批准」不得從事僱傭工作及開辦或參與業務。按照官方的說法，有關規定旨在保障港人就業，不過為了推動經濟發展，港府亦允許本港所缺乏的專業人才來港就業。
昔日《香港年報》有關幾項輸入人口政策的描述
限制及審批外來人口參與工作的機制構成了目前特區政府所謂之「一般就業政策」，然而我們認為有關措施叫作「一般人口政策」才能夠切合實際。昔日的《香港年報》(港英時代某年份的年報是之前一年的回顧)有助大家認識港英政府制訂人口政策的思路以及對外公佈的公關手段，以下片段均來自「就業」章節內之「外地勞工」欄目:
「一般來說，凡具特別技能或經驗的外籍人士，而其才幹或經驗是本港所缺乏者，均可獲准入境。對香港經濟繁榮可以作出重大貢獻人士，如銀行家、企業家，以及可以增加本港就業機會的人士，人民入境事務處亦會考慮准予入境。」(1990至1992年)；「當局歡迎真正的商人和企業家攜帶所需資金及以其專業技能來港開業。凡合乎資格的專業人士、技術人員、行政人員和管理人員，亦只須辦理最基本的入境手續，便可獲准來港。」(1993至1997年)。
「繼1989年5月當局實施特別計劃，准許以簽訂為期不超過兩年的僱傭合約方式輸入3000名技術勞工後，年內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本港普遍缺乏勞工的情況仍然持續，故有繼續實施此項計劃的必要。因此當局在1990年5月決定批准僱主從外地輸入2700名技術工人包括技術員，工匠和督導員；1萬名具經驗的操作工人以及為興建新機場和有關工程而初步輸入2000名建築工人。」(1991年)
「因應商界的特別需求，港府於4月實施一項試驗計劃，使本地僱主可由中國輸入1000名專業人士及專才。」(1995年)；「政府在1994年3月推行輸入中國專才試驗計劃，讓僱主從中國招聘具備與中國有關的知識、專才和經驗的大學畢業生，以輸入本港需要而又缺乏的人才。這項計劃設有1000個名額，輸入的專才必須是中國36間重點大學的畢業生。」（1997年）。
解讀港英政府的「自白書」
通過港英政府的「自白書」，我們可以直接作出兩項無可辯駁的判斷：第一，輸入外勞並非特區政府始創；第二，港英當局坦白了企業界早於90年代已對內地專才產生興趣，而且有關政策乃根據企業的需要而制訂的(只不過此項試驗計劃由於技術問題效果欠佳，在回歸前暫停執行而已)。此外，官方的表述亦有其他可堪玩味的地方，「一般就業政策」的適用對象原來並不限於受僱的專業人士，更包括了「銀行家、企業家、商人」等人士，以「就業」一詞混淆大資本家(僱主)與「外地勞工」(僱傭勞動者)的區別如非出於皇室貴族對待平民的迂腐觀念，就是有意識的蒙騙。
其實「一般就業政策」體現着資本的自由，讓資本家可以自由進出甚至定居香港，如果港英當局直接提出這樣的事實，讓港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神話就會灰飛煙滅。事實上香港開埠以來的繁榮應歸因於存在大量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及可供追逐的商業利潤，加上低稅率的環境吸引大量投資，企業需要高薪聘用本國及本港的專業人員打理業務，於是才有智力勞動階層的高收入。因此，撇開了資本投入而吹噓「知識創造財富」純屬欺人之談，「國際化都會」的片面宣傳更掩飾着國際資本對本港勞工的剝削關係，我們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當中已闡述過有關的經濟邏輯。
再者，既然「一般就業政策」有「增加本港就業機會」的目的，況且1989年本港的失業率是有統計以來的最低點(1.1%)，同時輸入外勞以補充勞工空缺豈不多此一舉？這裡應順道提一下圍繞「玫瑰園」計劃的政治風波，當年中方認為興建新機場沒有迫切性，並指港英有意藉大型基建將日後移交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化為財團(主要為英資背景)的利潤調走；而此一時彼一時，特區政府為了保持就業率竟重操起港英政府的故業(機三跑)。
中央政府施行「急救」還是「殖民」 ？
「一般就業政策」甚少受到官方提及的另一方面表明，輸入人口政策的作用並不限於引入勞動力，也是招商引資的一種配套措施。之不過港英一貫採用的辦法漸漸失效，這是由於內地「改革開放」為企業提供了低成本的經營環境，工業資本早於80年代開始轉移內地，這個過程到90年代已大致完成。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房地產市場根本無法避免「硬着陸」，雪球滾得越大破壞力就越強，本港繼而陷入了消費力萎縮、失業率上升、「負資產」惡化的惡性循環，「沙士」最終徹底暴露虛假繁榮不堪一擊。
為了令本港經濟起死回生，陸港兩地政府不得不採取「急救」措施，2003年因而成為人口政策的重要分水嶺，港府推出了「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為本港樓市引入「白武士」，現行的輸入內地專才政策亦定型於2003年。內地則逐漸放寬「個人遊」政策，為本港服務行業帶來巨大商機並解決就業問題，且在本港原有的超低稅率、寬鬆的金融環境的之基礎上推出優惠港商的CEPA政策。
中央政府的慷慨帶契曾蔭權獲得了高民望，不過負面作用隨後亦陸續呈現。由於港英時代的入境政策對待內地居民相對嚴格而特區時代持續放寬，加之「雙非」問題產生強力的催化作用，於是近年開始有人把生活水平惡化歸咎於內地人湧入，以致陸港矛盾加速發酵。在「殖民」論的系統當中，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被解讀為中央政府迫使港人政治上服從於是在經濟上扼殺本港的經濟主權，並以人口增殖解釋泛民與建制派力量對比此消彼長。
其實這種論調根本是穿鑿附會，因為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殖民」論者自身很有可能也是內地移民的後代。再者，如果北京真有此意的話，賦予另一個具備一定發展程度的沿海城市同樣的優惠政策也就能夠把大量資本吸引過去，讓港人坐困愁城；又或者在本港經濟最困難的時刻袖手旁觀，坐視情況進一步惡化就是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根本無需不惜工本進行挽救。
「急救」措施的「後遺症」導致港人產生「排內」情緒
不過管治當局對於港人的「排內」情緒亦非全無責任，因為所有措施純屬「輸血」性質，資本主義的病根始終未得治療，於是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首先是樓市的生態發生了轉變，因為投資移民計劃掀起一股來港置業潮，導致本港樓市抽升之餘，發展商又大舉興建大面積單位迎合內地買家的需求，而港人收入升幅根本追不上樓市的步伐，唯有「望樓興嘆」。
另一方面，雖然香港的一般工資水平在資本家轉嫁危機過後已大打折扣，但總比內地情況稍好一點，而且醫療、教育、公屋及綜援等社會福利制度仍比內地優勝，基層的分隔家庭理所當然選擇來港團聚，勞動人口因而在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繼續增長，亦為公共福利開支造成壓力。內地於是逐步擴大「個人遊」政策的適用範圍以拓闊本港服務行業的市場，一方面吸納勞動力，另一方面為港府提供更多稅收，人口問題在這種背境下陷入了惡性循環。
與此同時，由於刺激本港經濟成為政策大方針，「水貨」活動因而獲得兩地執法部門默許，其後食品安全問題及人民幣升值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是者，雖然本港就業及公共財政問題暫時得到解決，卻導致每日發生數以十萬人次的不必要人口流動。而內地旅客的消費又刺激商舖租金上升，具特色的個體商戶紛紛被排擠，助長了名貴鐘錶金行、進口奢侈品專門店、藥房等商舖成行成市，令港人感到生活空間備受擠壓。
經濟上的「一國兩制」乃陸港矛盾之淵源
由於人口流動是問題最突出的方面，於是有人提出開徵陸路入境/離境稅的建議，我們認為此等方案亦屬信口開河，因為一來存在技術問題，港府未必能夠以間接稅方式通過交通票價徵收；二來入境/離境稅是全面性的，一旦旅客人數驟降經濟規模收縮，港人收入勢必下降甚至面對裁員。如是者，人口問題必定會被描繪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兩難問題，港府官員決不會引火焚身，好讓社會陷入無休止的爭論當中，此正所謂「穩坐釣魚船」。
對內地人有成見者一般會以內地富豪「財大氣粗」，窮人「好佔便宜」，港府官員唯內地是從等去解釋以上的社會現象；而親建制者往往舉出外國人的不文明行為以及外國政府「反民主」的措施予以還擊，然而甚少有人指出問題的淵源在於經濟上的「一國兩制」。首先，內地富豪往往身負「化公為私」的「原罪」，所以向來熱衷將財富寄託於海外資產。而本港對私有產權及資金流動的自由提供了充份的保障，加之實施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政策，於是理所當然成為內地富豪最便利的「避風港」。
而「個人遊」政策本質上只不過是對龐大的消費力作出定向引導，其實中國加入世貿以後，各種外國商品已能正式進入內地市場，內地居民何必偏要來港購物呢？無非因為香港是個免稅港，絕大部份商品自由流通，而且利得稅率相對內地低得多，「泊來品」價格總比內地低一截。「水貨」活動的原理亦大同小異，雖然「走水貨」存在走私的嫌疑，不過把商品從價格較低地區轉運到價格較高地區出售歸根究底仍屬貿易性質，因此應當視為一種經濟秩序。
處理問題的方案
基於以上理由，研討會一向強調本港社會應朝着促進兩地良性融合的方向探索出路。我們所主張的辦法就是首先調高利得稅率，既拉近兩地物價差距又改變經濟成果在資本家與公共財政之間的分配比例；然後運用財政儲備進行公有化改造，並建立有益公眾的公共事業；最後通過社會的民主管理以防止腐敗和浪費，確保勞動者的利益不被侵害之餘，又不斷優化經營以符合社會的需要及提高效率。
這樣做等同逐步放棄本港特殊的政策待遇，肯定會對個別人士的收入構成影響，然而長遠來說，唯有這條道路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的統治。與此同時，港人亦需要對國計民生表現應有的關注，以尋求內地民眾的理解和呼應，讓內地同胞明白到港人並不是無是生非，也不是「狗眼看人低」，大家所反對的只是源自資本主義的壓迫。假如改造社會的試驗方案能夠引起內地民眾的討論，中央政府也就面對來自全國的輿論壓力。如果試驗取得正面的成果，香港的經驗就可以向全國推廣。
毫無疑問，我們的設想是一個宏大的社會工程，需要社會各界同心協力，以極大的耐心進行溝通說服方面的預備工作。也肯定會有人認為問題只在於原來行之有效的「民主」機制受到北京箝制，於是議會的監督功能形同虛設，無法對官僚意志實施有效制約所致。這裡關係到議會民主制度的性質及必需突破其局限的議題，這方面將會在本系列的總結篇幅作進一步討探。
專才政策概況
假如能夠把握陸港矛盾的主要方面，並突破地方意識的思想框框的話，解決內地移民的問題就會事半功倍。本來內地居民移居香港只有通過「單程證」一途，不過回歸以後卻增加了「雙非」嬰兒、投資移民、輸入專才/優才及大專院校畢業生留港就業等途徑。由於上次我們已專門探討過「單程證」制度及「雙非」問題的形成過程，上面也提到了「資本投資移民計劃」的經濟意義，接下來只需要談談一些未有涉及的方面。
現行的專才政策其實經歷了兩次演變，1999末推行的政策限定輸入技術專家從事科研及高端設計，不過立法會CB(2)1050/00-01(01)號文件指出「本港有些公司已在內地開展業務，因此可在當地物色及招聘優秀人才」，及「香港的公司投放在研究發展方面的資源較少」導致效果欠佳。其後為了適應中國加入世貿，2001年推出賦予資訊科技及金融業界輸入一般業務人員便利的政策。到2003年以上兩項政策的特點合併為「輸入內地專才計劃」，適用範圍擴展至各行各業，專才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亦可來港定居。
入境事務處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有助說明專才政策的具體情況，自2003年以來，商貿、金融、學術是提供大多數長期職位(聘用期超過一年，有可能居港滿7年而成為永久性居民)的三大界別，其次是工程建造及資訊科技界，情況主要與內地利用香港作為經濟持續對外開放的平台，以及內地資本涉足本港基建有關。
薪酬水平方面，無論長期還是短期職位均不乏月薪達港幣10多萬以至28萬港元以上的個案，此類明顯屬於企業的高層。不過薪酬水平的分佈自然是呈「金字塔」狀的，在長期職位當中，月薪2萬元以下之個案約佔1/4，而中位數為月薪3-4萬元的水平；短期職位當中，月薪2萬元以下比例更高達2/3以上。雖然短期職位的數據包括了大量文藝表演者，但事實已足以表明，本港所謂之「內地專才」當中一大部份只屬專業領域的「廉價勞工」。
2008年推行的「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則是「輸入內地專才計劃」的進一步擴展，後者尚且要求僱主申報有關職位未能由本地僱員擔任的原因，而前者只規定「受僱從事的工作通常是由學位持有人擔任」一項，這等同於直接引入為數越來越多的內地生與本港高學歷階層競爭。故此，官方一直強調「輸入人才按市場工資水平受聘」，「不會為本地勞動市場帶來衝擊」等論調純屬空談，對經濟原理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市場水平是浮動的，勞動力供應增加肯定會為整體工資水平帶來下調壓力，而且內地生當中亦不乏來自貧苦家庭者，他們更容易接受偏低的工資待遇。
移民政策的延展思考
此外，學術界大量輸入專才反映了大專院校教學人員的擴充，連同大舉招收內地生以及幾乎無條件允許他們在港就業等措施更構成了「教育產業化」的組成部份，因為內地生是「學店」的重要「客源」。另外，雖然並非每一位內地生均能夠在港覓得待遇良好的工作，但本屬「雞肋」的「出路」就生色不少，做法與預留少數學士學位予「副學士」生有異曲同工之效。
2006年尚推出對象主要為內地體藝精英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政策賦予他們定居本港發展事業的便利，或者讓他們代表香港參與國際賽事。不過此類個案有限，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需要順道一提的是，在內地的觀念當中，香港的居留權制度有點近似於戶籍制度，因為內地居民行使「單程證」來港以後，其內地戶籍就會隨之注銷。最近內地當局放出風聲的「返回機制」就有鞏固戶籍觀念的意圖，並向港人釋放「雙非」問題乃咎由自取的信息。
可是通過投資移民、專才/優才等政策成為香港居民者通通繞過了「單程證」制度，除非他們申請「回鄉證」，否則內地公安機關並不會主動注銷其內地戶籍，於是有可能既以內地居民身份享受參與人大、政協會議的政治權利，又能以境外投資者的資格享受內地的政策優惠。再者，假如他們以港人身份移民他國的話，更成為雙重甚至多重國籍者，而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的。試問無可避免地壓在「新三座大山」，即房屋、教育、醫療重擔之下的內地貧苦大眾，對於權貴及精英階層的特權以及有條件鑽政策空子並享受港人福利的「雙非」家庭會否沒有意見呢？
輸入外勞政策的兩面性
至於輸入外勞方面，人們一般會本能地聯想到「爭飯碗」，雖然這種效果是客觀存在的，但以排外的手段應對就過猶不及，因為責任主要在資方一邊。其實本港目前仍有10多萬失業人口，找不到人手從事無需具備太多知識及技術的洗碗工作根本不成理由，僱主最好把帳目公開，讓公眾看清楚到底是請不起人還是不願放棄部份利潤。
系統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總要保持勞動人口比勞動力需求稍多一點的局面，因為人口相對過剩，勞動者之間就存在競爭，僱主也就容易壓低工資。因此當某些工種的工資上升到一定水平的時候，僱主就會本能地想到輸入外勞。為了增加勞工供應，目前當局尚考慮到延遲退休、協助少數族裔人士就業及釋放婦女勞動力等辦法。
不過外勞政策亦具有為厭惡性行業引入勞動力的作用，最突出的就是輸入外傭。由於五六十年代本港工業蓬勃發展，工廠提供大量職位，本地女性不再願意從事家傭工作，「媽姐」行業因而式微。外傭政策於是因應上流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早期輸入的絕大部份為會說英語的菲律賓女傭。外傭人數一直呈穩步增長趨勢，90年代初已超過了10萬，而近年已發展到超過30萬，就算是經濟最嚴峻的2003年人數亦在20萬之上，這個普及化過程與勞動階層中產化以及貧富兩極分化是同步的。
1996年推出的「補充勞工計劃」也是沿用之今的一項政策，主要為安老服務及漁農業引入外勞。外傭及外勞非但不能獲得居留權，而且需與家屬長期分離，這樣的工作待遇都是港人難以接受的，其中以外傭更甚，她們基本上24小時候命，工資並不與本港勞動市場掛鈎，而且來港之前已負擔了一定的費用，就算遇到無良僱主亦不能輕談轉工，所以她們是受剝削最深的一群。此外，尚有一項較不為人知的準外勞政策，自1995年推行的「內地過港漁工計劃」允許輸入不超過7200名內地漁工協助本港漁船出海作業及協助於魚類批發市場起卸漁獲。
新加坡不是好榜樣
作出總結之前我們再談一談新加坡的情況，由於新加坡與香港同為前英殖民地，也扮演着區域的航運、商貿及金融中心的角色，發達而有秩序的精英社會與本港成形強烈對比，於是建制派往往以「秩序」為根據，把香港的沉淪歸咎於外部勢力的破壞；而右翼就以「官僚無能」導出北京壓制的結論，甚至視新加坡為尋求獨立的榜樣。其實決定香港及新加坡命運的社會、歷史因素完全不同，兩者不宜相提並論。
新加坡能夠實現並保持獨立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簡單點說，華人及馬來人構成了新加坡及馬來亞人口的主要部份，起初兩個種族在反殖民的基礎上存在共同利益，這個目標實現以後，兩地的統治階層基於各自的利益考慮及反共的需要驅使下尋求統一。之不過兩個種族的統治階層之間其實存在利益衝突，一來新加坡的發展程度較馬來亞高，二來華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馬來亞的經濟。
雙方為實現合併而提出的條件就反映出一種貌合神離的關係，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新加坡方面提出了「統一市場」方案，企圖憑藉其經濟優勢於日後的發展當中獲得好處；馬來亞方面則企圖動用新加坡所積累的資本發展自己，可是合併以後兩方面的協議均沒有落實。馬來亞方面更煽動種族矛盾，實施歧視華人的「固打制」以及向新加坡徵收較高的稅率，迫使新加坡脫離聯邦，最終重投英美懷抱。
新加坡的「成就」亦不能抽象地以李光耀的能力或移民政策去解釋，它的地理位置比香港優越得多，於是有條件繼續執行以往殖民地的經濟職能，這個華人精英社會實際上扮演着國際資本代理人的角色。再者，新加坡輸入外勞的人數與日俱增，目前達到過百萬，他們主要從事建造、製造及服務行業，而外勞與公民/永久居民之間的比例約為 1：3，這是十分高的比率，換句話說，新加坡人的幸福其實以大批外勞受到剝削為前提。因此，無論在政治，經濟以至道德層面上，這個地方絕不是個好榜樣！
小結
過去半世紀的人口政策演變過程顯示，人口政策雖然與社會發展態勢互有影響，但資本的需要始終是左右決策者的基本因素，因此人口政策只能視為社會發展歷程的側面反映，各種社會問題必需在整個社會系統當中尋找來龍去脈。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下，人們並不容易認識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往往以主觀的判斷代替客觀的分析，而有趣的是，人們對「民主」的信仰並非一成不變的。
在那個「普世價值」高唱入雲的時代裡，本港民主派代表着一種社會道德觀，認為資本家主宰經濟事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資本家能夠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照顧着勞動大眾的生計，而兩個群體同樣屬於「人民」的範疇，「人民」應當循着爭取「民主、法治」的目標邁進，以歐美的議會民主及自由市場模式改造內地的「官僚」社會，防範公職人員濫用權力對「人民」進行人身迫害以及把黑手伸向公共資源，這種意識形態客觀上為資本對勞動者的壓迫提供了掩護。
時至今日，內地經濟的開放程度比歐美有過之而無不及，政治卻依然專制。非但如此，香港回歸以後更日漸與內地融合，而且政治上越來越受到內地影響。這樣的影響主要通過大量內地居民來港置業、消費帶來經濟利益而實現的，以致本來在「人民」之列的資本家也被「統戰」過去。有人遂以「人種論」造文章，或者執着於個別內地人的行為以偏蓋全地拼湊一個抽象的「野蠻」形象作為討伐對象；又或者將一切與內地有關的人和事通通與「官僚」掛鈎，以「中國」與「香港」的對立取代「官僚」與「人民」的對立，並以港英時代的晚期為藍本，希望本港社會能夠回復到當時的狀態。
研討會認為這種設想只會自絕於本港及內地的貧苦大眾之外，唯有撇開官僚壓迫的偽命題，按照勞動大眾與壟斷資本的對立重新組合力量方為正途，而高學歷階層應尤其注意，競爭加劇與工資水平普遍下降本身就是「教育產業化」的必然結果，與其埋怨內地專才「爭飯碗」，不如努力爭取這批來自內地的同學或同事作為溝通兩地的橋樑，希望誤入歧途者能夠「誤以往之不諌，知來者之可追」。
至於最近引發連串衝突的「水貨」問題，內地對「港貨」的需求當然是問題形成的必要條件，然而情況亦反映出本港的隱性失業其實十分嚴重，根據當局的統計，「水貨客」當中香港居民其實佔過半數。因此，處理「水貨」問題必需多管齊下，港人應當促請內地管治當局加強把關並設法平抑物價及恢復民眾對國產嬰兒奶粉的信心；而最重要的還是要求港府認真解決基層的就業及職業待遇問題，協助「水貨客」重新投入正常的經濟活動。
一直以來我們始終強調勞動大眾的團結，可是這種形勢至今仍未出現。下一次我們將嘗試在官方的勞工政策及民間的勞工運動當中尋找一些產生消極作用的因素，並對外傭爭取居留權事件當中的是非黑白進行分析。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5年4月21日
(2017年6月12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