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周六，教協舉行了周年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由三時零五分開始，到16:55結束，比原定結束時間早了35分鐘。我不知道主持會議的教協會長馮偉華會否鬆一口氣，甚至又自我誇耀一番，但看他在會中不下十次提醒會議要開得快一點，與會代表不要說太多，不要太早離開等等，也實在辛苦。
這樣辛苦，是恐怕不夠法定人數，法定人數不足在大學學生會等組織中並不罕見吧，但其底因，多與組織的事工得不到關注，或者成員難有歸屬和認同有關。教協在制度和事工上的沒有好好紥根，正是連開周年代表大會也擔心法定人數問題的底因。
教協會章列明，周年會員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會務報告、重大決策，均於周年代表大會通過。那麼，周年代表大會的法定人數又是多少呢？一百人。教協會章規定，是代表人數四分一或一百人，以較少者為準。目前教協有三千六百多名代表，只要其中一百人出席代表大會就達法定人數的要求。上周六會議，開會時有一百一十多名代表，中途作重大動議投票時曾達一百卅多，末段則回落至約一百一十。馮偉華使會議高速完成，就是不想讓與會代表少於一百人而流會。
教協是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有九萬五千會員，每年請一百名代表來開兩個半小時的會議也這麼困難，箇中原因既關乎教協自身的民主實踐、會員及代表的歸屬感、怎樣理解教協事工等等，也關乎教學工作的生態，很值得研究，教協內部的組織部，理應對此有所掌握，有所分析，可惜，該部長期只能從事會籍記錄的工作，根本沒有擔負組織的功能，這當然與組織部的職員無關，問題在於理事會有沒有這樣的眼界。
教協每年工作報告和重大決策，原來只需一百多人在不足兩小時通過，可謂集中得厲害，而其實問題更大。或者理事會追求的年年行禮如儀，無風無浪，遇有提問，只求答過而不是答到(例如上周六會議中我曾問及有何計劃爭取教學專業議會和集體談判權立法，馮偉華的答覆竟是「會繼續爭取」，哪怕是較空泛的策略也拿不出來)，理事會或者以為，只要代表大會通過就可以了，他們大抵不明白，堅實的「認受」和「認同」不是只靠舉手投票就可以建立起來的。
只看到百多人的代表大會匆匆通過就可了事，卻看不到這樣的決策制度已極為脆弱。北京政權對本港事務強力的、全方位的介入，已到了毫不忌諱的地步，教協理事會若仍不及早看出自身制度的漏洞，並作出防治因應，則難辭輕忽怠慢之咎的。但是，防治決不是更保守更封閉，也不是簡單如算術般的提高代表大會的門檻，真正的因應之道，在於對民主的真誠信任，和實踐上的改革。視任何改革的提議如洪水猛獸，甚至誣為分化的敵人，只能是怠惰者偷懶的借口，只能讓自己在安全區裡多呆幾年，卻不能根治教協的隱憂。
要根治，在制度上，必須有更民主的保證，這裡可供思考的多的是，為甚麼教協採用如此的民主集中制，沒有會員大會而只有代表大會？為甚麼這麼多的單位卻只有這樣少的代表？代表的職能為甚麼不能強化而只能像現在那樣成為信差或派報員？為甚麼會員投票只及選舉而對重大事項沒有直接決定權？會員公決的制度為甚麼屢被視為對理事會的挑戰而不是更好的保障？諸如此類。
或者，對「全權體制」(Totalitarianism)來說，因為當權者自視為總體的、全權的包攬者，任何給成員賦權(empowerment)都只會削去當權者的力量，但教協中人能不以全權體制自居嗎？能看出真正全面的賦權和掌權者的代表性和認受性之間的先後關係嗎？
至於事工上，熱衷於上層建築而忽略了教協的根本在於教師專業和教師權益，可謂近年教協的致命傷。馮偉華或者只看到其前任張文光於政治上如此活躍，以為多搞媒體曝光多參與政治串連便是會長的工作，卻看不到教協在教育和權益事工已江河日下，大不如前。
議題其實不少，把握得住其實可以贏得教師和社會的認許。可惜，他們至今還以成功爭取小班教學自居，卻沒有進一步以教學成效作為鞏固政策的橋頭堡；融合教育資源流失和班師比的戰線，早已提出多年，理事會的處理一直半冷不熱，甚至時有錯誤理解，和「全權包攬者」的傲慢錯失如出一轍；至於濫用合約聘請常額教席，解僱程序失衡以致管方無須接受問責，教協竟然耽於與教育局談判，卻忘卻團結受剝削的年輕教師，以及怎樣充權才是談判的實力所在；至於直資學校、私校以及大學教師的權益，更可謂棄守。這些議題決不是今天忽然爆出來的，過去工作上的怠慢正是今天年輕教師離心的起源，教協於此非急起直追不可。
所謂「忠言逆耳」其實並非必然，是否逆耳視乎聽者的胸襟和氣魄，只知內部「圍威喂」的自我感覺良好，以為民主問責只是空喊的口號而沒有於自己內部貫徹實踐，則以上進言，當然是逆耳的。
(2015.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