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983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本人深切哀悼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的黃麗松博士。
黃博士是香港大學的首位華人校長。他在70年代接任校長時，有人擔心他是否跟其他東南亞常見的領袖一樣傾向專制？事實證明，他並不是這種人。他尊重學生會的自主權，誇張地說，他從來沒有理會過我們。正因如此，學生會可以自由發展，盡情發揮，而又成熟地承擔責任。
說黃校長完全不理會學生會，其實並不完全準確。他曾邀請我們全體學生會幹事到他的宿舍晚膳，我仍然記得黃校長曾在席間解釋為何學生會的獨立自主如此重要。他舉例說，學生會的評議會就好像民主國家中的國會一樣，是年輕人辯論和做決定的地方。黃校長深信，讓大學生自己作主，正是大學培育未來社會領袖之道。
還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是學生事務長的聘任方法。黃校長認為學生事務長是大學與學生會之間的橋樑，故首次提出要讓學生會參與遴選學生事務長的過程，幾位候選人必須與學生會代表會面；如果候選人得不到學生會的支持，即告落選。此事發生在80年代之初，當時香港仍然處於老式的殖民地管治之中，立法局沒有絲毫選舉成分，也罕有人談論民主。黃校長此舉非常難得，至少對我帶來很大的啟發。
除了香港大學之外，我與黃校長有一個共同點，他在1977~1983年間是立法局委任議員，而我則是代表教育界的現任立法會議員。1978年，寶血會金禧事件因為帳目問題引發大規模請願，最終引致學校闗閉，是香港教育史上一件大事，當時不少港大同學也參與其中。黃校長其後獲委任為特別委員會主席，調查金禧事件，發表了一份公認持平而又具建設性的報告書。報告書建議教育署訂立兩套諮議制度，讓教育署和學校校董會分別直接接觸前線教師，加強溝通。我多年前任職中學教師期間，也曾參與這些諮詢。
最後，本人謹代表1983年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內閣，向黃麗松校長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上文為本人在5月6日黃麗松博士追思會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