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最近計劃暑假到土耳其一趟，但家人極力反對，當中最大原因是「伊斯蘭國(ISIS)」組織近月接連以「斬首示眾」的方式顯示他們存在，而ISIS最近又非常活躍於土耳其，引長期關注伊斯蘭世界問題的友人張翠容的說法：「土耳其已成為ISIS的集散地」。也許，安全問題確實存在，但當中微妙之處是，從ISIS出現至今，死在他們手上的人數之規模，比起以色列轟炸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區，以及美軍對ISIS的瘋狂轟炸，應還是小很多，但為什麼，ISIS所產生的恐惧感及震懾力，卻遠比兩者來得巨大？
這種現象，讓我想起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一開始有關達米安(Damiens)的懲罰模式。1757年3月2日，達米安因謀刺國王而被處，「在巴黎教堂大門前公開認罪」之後，應要「乘坐囚車，身穿囚衣，手持兩磅重的蠟燭」被送到格列夫廣場(Place de Grève)，亦今天的市政廳(Hôtel de Ville)廣場。這天，廣場上有一個行刑台在等著達米安。首先，劊子手以燒紅的鐵鉗撕開他胸膛和四肢的肉，再用硫磺燒焦他持著弒君凶器的右手，再將熔化的鉛汁、沸滾的松香、蠟和硫磺澆入被撕裂的傷口，然後以四馬分解其肢，最後焚燒屍身至灰燼……。以上是當年有關「達米安案件」中官方文件的相關記載。而根據同年四月一日《阿姆斯特丹報》描述，「被鐵鉗撕扯時，達米安雖然沒有咒罵，但卻聲嘶力竭地嚎叫。他不斷抬頭，然後看看自己的身體……」，「最後，他被肢解成四部分。而這道刑罰費了很長時間……。」
傅柯透過達米安的故事，突顯封建時期王權以示眾的懲罰模式來震懾人心，威嚇其他企圖犯罪之人，以達至有效統治。但這種懲罰方式到了古典時代已經被監獄取代，即一種血腥式的公開處決被一種「現代理性」的懲罰方式及一份「作息時間表」所取代；這裡所指的是監獄。達米安受刑的80年後，約19世紀30年代，首部「巴黎少年犯監管所」規章出台，內容規定了少年犯人的起居作息飲食學習時間，這被視作歐洲現代監獄的雛型。對於這種懲罰方式的變化，傅柯以「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消失了」來形容之。
今天，ISIS處決人質的方式，讓我聯想到1757年達米安的遭遇，兩者共同性包括：公開、殘酷、不可預測性。公開及殘酷，即一種公共景觀，就像ISIS公開斬首，而且以小刀慢慢把人質割喉而死的做法，這裡不必贅言了。而其「不可預測性」是指，ISIS管你原本是同情伊斯蘭世界的戰地記者，或者反資本主義的學者，一旦被捉拿，都會成為公開處決甚至血染海洋的對象。而在達米安行刑審訊及行刑過程中，亦充滿了不可預測性，包括本來是使用四隻馬進行分肢，但後來由於所使用的役馬不習慣硬拉，改了用六隻馬，後來還要割子手直接在大腿根部切割，兩條大腿才成功被馬扯出，所以才會「費了很長時間」。
回到主題，為什麼ISIS殺人的規模遠不及以軍轟炸巴人居住地及美軍狂炸ISIS般大，但其產生的震懾力卻高於兩者，當我們拿傅柯有關達米安和監獄的誕生進行分析，便較容易明白。ISIS目前使用的殺人手法，是一種原始的、脫離現代理性軌跡的行為，正正是這種殘酷、低科技、「不講道理」的手法，脫離了現代人的經驗和邏輯，使之除了害怕之外，無從應對。而國家行使武力及使用高科技進行戰爭的方式，卻完全符合現代人的「理性」認知及軌跡，一點也不意外，因此，受驚嚇的程度會大大降低。
當然，達米安事件和ISIS的出現相距200多年，儘管表面上處決的思維接近，但背後卻有很大差異。ISIS鏡頭前的低科技，並不代表他們昧於現代傳播的威力，正好相反，相信他們擁有一支非常高水平了解現代傳播科技的隊伍，才可能將其「公開、殘酷、不可預測性」的殺人方式廣泛傳播，所產生的震懾力，遠較達米安的廣遠。
本文已刊於《新生代》四月號
插畫來源：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Cabinet des Estampes , RESERVE FOL-QB-201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