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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專訪:改變的勇氣,留守的意志——從《樓城》到陳麗珠

(攝:Sam Lee)

(獨媒特約報導)燈亮,女演員站在舞台中央,專注地說故事。她把散落一地的摺櫈,一張張打開,在舞台鋪出一條摺櫈橋。音樂漸大,男演員在台邊拿起一張摺櫈,用力扔向女演員的摺櫈堆;保齡球一般,摺櫈倒下。女演員稍停,隨即把摺櫈拾起,打開,繼續鋪。漸漸有演員在摺櫈上行;男的繼續拆毀,女的繼續建立。最後男演員拿著摺櫈,橫掃下整排摺櫈,所有演員倒地。女演員看著手中摺櫈,一臉迷茫。

這是《樓城2015》其中一個片段,是香港,也是陳麗珠(Bonni,《樓城》編、導、演)的生命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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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進劇場提供)

由《樓城》開始:三度重排 以引錄劇場反思城市去路

2008年是《樓城》誕生的一年,也是天星、皇后碼頭已被拆毀的一年。Bonni憶述,那年香港已是高樓林立,街道狹窄,家中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空間。因為狹窄,我們訓練出強韌的適應性,並須逼出最大的潛能,才得以繼續生活。

要生活就要忘記自己?

「擁有這些potential,我們要sacrifice甚麼?那就是sensitivity。這個城市,人同人中間的距離太近,近到一個位,你覺得唔comfortable,就好像搭地鐵。要survive,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忘記佢。當它不存在,當你對面的手不是手,對面的身體不是身體⋯⋯但慢慢你就會當很多東西都不存在。」Bonni稍頓,續說:「連自己也不太存在。」

因此Bonni想起「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以真人真事作為創作基礎,但通常是由一件特定的社會事件出發,訪問和事件有關的人,受訪者的對話會原原本本地成為演出的文本。2008年首演時,他們訪問的對象,主要與建築有關;如建築師、扎鐵工人、風水師。2015這個版本,Bonni則集中訪問生活於不同環境的香港市民,從政府官員、保育人士、學者、農夫以至劏房戶。

甚麼空間才是最理想?人是否可改變?

「訪問時會遇上居住在不同環境的人,住在窄或很闊的地方也有,但他們有甚麼problem呢?住到像水手(劇中人物)那樣,infinity(水手住在無邊大海),佢地又有甚麼problem呢?佢地有時候都會覺得自己像坐牢啊。到底甚麼空間才是最理想的呢?這是一個切入的地方。最有興趣的是,每個人的生活狀態是甚麼?更耐人尋味的是,人是否可改變?」

Bonni眉頭一皺,續說起訪問時一位學生說的話。

「那位學生說得很好,為甚麼這麼多年也教育不到,讓先人出地鐵?人推,自然你的身體也會推,你就想推。其實只要多一秒鐘,你就會想到,你推進去,別人下不了車,你花的時間不是更長嗎?又會更生氣,更暴力,但奇怪的是你的身體仍想去。mind與body協調不了,在這個city內,是一個worry。」

Build咩嘢?

最初,《樓城》的英文名字是The Wall of the City。Bonni笑說,Wall當然就是有關建築,但她更想探討的其實是人與人間的那種wall,是感情與心理上的。

「但就是那時,就是新天星剛起、皇后碼頭被拆時,exactly這個view。」

訪問的地點在藝術中心的四樓餐廳,一幅落地大玻璃,能清楚看到皇后碼頭遺址,一個荒廢的地盤及無數靜止的吊臂。

Bonni看著窗外,續說:「我在長洲住的,某天出來時,突然一早見到這個場景。有一排呀叔站在天橋上看地盤,他們看得很有興趣,因為真的很interesting,建築的人好像model。一班工人,每天下午都成了景點。他們24小時地起,起甚麼呢?The will to build,build咩嘢?特別到了今次的version⋯⋯當以為2008年已很極端的時候,原來不是,是繼續極端下去⋯⋯樓價、生活空間、貧富懸殊,我們真的要再問,build咩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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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進劇場提供)

人是甚麼?

「我在長洲出生,長洲居住。土地二字,好像很浪漫化,但其實不是的。在城市你只有雲石地,雲石地使你覺得你stick to nothing。這個城市就是這樣,沒有trace,沒有connection,沒有腳印⋯⋯香港就是這樣,nothing to do with anyone,anything。如真的接觸土地,你會發現東西不是四方的,是irregular的,天氣是irregular的,viewpoint會差很遠。自然很多事你可以更relax,accept別人更多,大自然在subconsciously教育我們。如果你去種下嘢,你真的會be very humble。growth有一個很美好的principle在內。natually understand something。你會開始明白,人是甚麼。」

劇場是 starting point of reflection?

三度重排,因為《樓城》就如Bonni反思的隧道,隨著社會及人事不斷改變,《樓城》也一起演進。

Bonni呷一口熱茶,說:「隨著香港不斷改變,作品內容固然有推進。形式上⋯⋯如何講呢?想探討的議題太闊,聽到太多viewpoint,放在一起又會互相cancel⋯⋯如何在劇場,令觀眾不會太exhausted,不會食滯,放多少才是starting point of reflection⋯⋯是很challenge的地方。讓觀眾再感受一次,就是劇場的功用。做得好的話,就是magic。」

「做引錄劇場很微妙,訪問時會有時間真的細心去聽。你在桌上回看每個字,看到被訪者在迴避甚麼,例如只想講建築但不想講personal的事情,但迴避幾頁又忍不住講。到底他們迴避甚麼呢?他們的生活經驗讓你推敲出很多。被訪者大部份人都是香港人,有趣的是,他們大部份人都在懷念一些東西,一些正在改變、消失的東西。由釘板工人至educated的人,都會對甚麼是生活更sensitive。我沒有故意問,但他們都會講⋯⋯在2008年時較少。」

Bonni半帶自豪地說,但她不對此感到驚訝。雨傘運動裡我們都看到,真的有一群人覺得自己在這裡出生,這裡是他的家。Bonni微笑說,從前的表達沒那麼直接。

從《樓城》到陳麗珠:繼續的意欲,留守的意志

《樓城2015》裡有一句:「The will to stay」;繼續的意欲,留守的意志。Bonni 於1992年與紀文舜成立進劇場(Theatre du Pif),她現為進劇場聯合藝術總監。她分別於香港芭蕾舞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連續三年獲校內最傑出女演員獎。畢業後,隨即加入香港話劇團,其後亦曾在英國及歐洲等地深造、進行創作及教學。1995年回港,繼續創作及導演所有進劇場的原創劇目,並分別憑《魚戰役溫柔》及《闖進一棵橡樹的年輪》獲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多年來在本地劇場持續創作,至今已接近二十年。Bonni,也許亦是劇場的留守者。

Keep what you believe, take the risk to be converted

Bonni也是社會上的一個個體,她選擇用《樓城》這個作品,透過劇場反思、表達,那其實已成她生命中的一種必然。她還有很想去做的事嗎?

「很多,但要叫住。run 一個company同埋做一個新創作,已沒任何時間做別的事情。香港做藝術,要投入就要這麼多時間。我總會在想,我做別的行業會否contribution更大?或者自己在生活上的長進會否更大?在劇場,整天都接觸設計師、演員、導演,很狹窄的啊!所以經常借機做社區劇場,就是讓自己受教育。」Bonni微笑。


(攝:Sam Lee)

「劇場是一個major,做就一定做的。不是為了生活⋯⋯生活,反而不做劇場會更容易。事實上只做劇場、創作、如何說一個故事、如何說得好⋯⋯不是說藝術成就,我只是單純地說人與人間的溝通。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喜歡的,是一直以來我覺得最想做的一樣⋯⋯也不知為何。我不懂打麻雀,但我很明白,我排戲時的狀態,就像打麻雀一樣,不想被人走。排到某個位,我還是未明白,總想排多些排多些,甚至經常忘記放飯break⋯⋯現在較少了,哈哈。」

Bonni笑說,她也會經常懷疑自己,覺得自己不濟。然而劇場對她而言,是特別的。白先勇有一句說話,讓她很深刻。他說:「小說是甚麼?小說是情感的教育。」

「最初我也不明白為何自己喜歡看小說,但後來我明白。現實生活不會如此refine,在小說,你有機會聽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劇場也是如此,令大家有更多awareness與sharing。是走在鋼線上的,至於到不到位,還是繼續嘗試中。keep what you believe,但真的keep open。就算別人鬧你,也聽聽他們鬧你甚麼。take the risk to be converted。我排《樓城2015》時,跟演員說,儘量進入一個狀態,一樣嘢相信了三十年,但你要prepare是錯的。你要accept有一個空間,所有的passion擺曬落去,其實是錯的。那你就在那個位了。如果是這樣,我想世界會美好更多。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空間。這樣的勇氣?」

「樓城是特別的,是一個香港的故事,是香港人的說話,無論是引錄劇場,還是其他的形式,都一樣。劇場現在仍不是主流,推極不動,我也推了二十年,哈哈,已用盡方法去宣傳,還是不太多人進場。但這可能就是要繼續做的原因。繼續的意欲,the will to stay。」

Bonni微笑,垂首再呻一口微涼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