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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九屆編輯委員會——「璞序」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為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官方出版刊物的機構,出版刊物《Jumbo》。作為大專傳媒,本會必定在校園以及社會上擔當監察報道的角色,理性分析、啓發思考,保障同學的知情權;並在文藝生活方面著墨,務求以多角度文章呈現予讀者。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busueb 網誌

政經

【Jumbo】一起走過廿六年的夢

【Jumbo】一起走過廿六年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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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Jumbo》48.1 P.43 – 46
ISSUU網上版:http://issuu.com/_hkbusueb/docs/jumbo_48.1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

霎眼廿六載,光陰匆匆。在時代的巨輪下,多少人事隨之逝去。不過,某些歷史記憶並沒有被淹沒在時間的洪流中。一幕幕震撼的畫面,依然一筆一劃地刻畫在腦海裡。香港人被稱為善忘的一群,對很多事情只有三分鐘關注。唯獨對六四事件,我們剛好相反。多年來,港人從未忘記這段歷史。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人數都是屢創新高,一首首悼念的歌縈繞在腦海。廿六年過去,港人從來都沒有忘記這個夢。

近年起,隨著本土論述的興起,港人重新思考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定位。六四除了單單是一件歷史事件,它還引起了多一重的反思 ── 廿六年過去,我們一直高呼的口號還有意義嗎?香港不同的世代如何解讀這段歷史?我們還需要平反六四嗎?

本專訪訪問了在不同世代經歷過六四的人,一位是沒有親歷八九六四的浸大學生鍾燊豪同學,現就讀於政治及國際關係三年級;另一位則是曾以浸大學聯代表團的身份,在當年八九六四親身上京支援學生的前浸大學生,現職社工的陳清華先生。透過剖析他們對六四的解讀,望能給諸位反思身為香港人的我們應如何處身在這段歷史中。

香港人有一定責任平反六四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一部分是基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身份認同是一個人對民族的歸屬感。專門研究民族主義的美國學者 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著作 《Imagined Communities》 指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然而,近年本土思潮的興起令港人思考「民族」二字,甚至質疑自己對底是哪一種「政治共同體」。

當被問及香港人是否有責任平反六四的時候,鍾燊豪指出香港人有一定的責任去平反六四。「六四事件令當時將要回歸中國的香港人發現了中共固步自封及抗拒民主的本性,警示了香港人要力爭民主,才會有現在香港人奮力追求民主的心。」他續道。同樣地,陳清華亦認為香港人有一定的責任去平反六四。他指出:「姑勿論在地緣政治上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十分密切,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較易產生同理心。但中共當年利用武力鎮壓學生是一件不公義的事,我們為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發聲,是再正常不過。況且,平反六四是對人權基本的尊重,港人不可能對此事視若無睹。」

六四是共同回憶 港人應汲取教訓

當筆者問及六四事件對兩位受訪者的意義,兩位不約而同覺得六四事件是港人的共同回憶。鍾表示:「當年有香港學生上京支援民運,在港的市民當中也有參與了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百萬人大遊行。記憶的碎片散落在香港,港人確實是參與了六四事件。」陳亦認為六四事件是港人的歷史,不能被遺忘。作為經歷過六四事件的人,他指出自己有需要說出事件的經過,讓更多人了解真相,不能讓中共自圓其說,意圖抹去這段歷史。

除共同回憶外,兩位均認同港人有必要從六四事件中汲取教訓。鍾指出,六四事件提醒了港人中共是一個抗拒民主的政權,港人在經歷六四事件後,對中共產生極大的恐懼,失去信心。港人應該引此為鑑,思考香港在中共管治下的將來。陳更坦言六四事件是一塊「照妖鏡」,反映出中共在極權下的醜陋。「平反六四是揭示北京政權的不合法性,是政權的污點。六四事件讓港人認清這個政權,因為中共將如法炮製香港。」

平反六四並不等於建設民主中國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下稱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中提及「建設民主中國」,希望八九六四得以平反,以建設民主中國。鍾直言對平反六四感到悲觀。他表示,平反六四只是一種象徵意義,將六四事件由「反革命暴亂」定性為一場愛國運動。他續指,即使六四得以平反,亦不代表中共對「民主」二字的態度變得開放。陳亦有相似想法,他認為中國要先民主化,變得開放後才會承認當年的錯失。奈何,在現今中共的極權以及當局打壓民運人士的情況下,他看不到有什麼契機能夠平反六四。

本土論述興起 反思晚會意義

近年來,香港開始興起一種以「香港人優先」作旗號的本土思潮,社會上出現了不少本土組織。當中有聲音批評支聯會在平反六四上一事無成,更質疑支聯會將六四當作「政治光環」,爭取市民支持。由於部份本土組織不認同支聯會其中一條綱領 ──「建設民主中國」,因此,有本土組織在尖沙咀「另起爐灶」,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使市民可以有多一個場合去悼念六四。

鍾表示支聯會固有的思維已經不可行。在現時香港人對於民族和身份的討論下,支聯會仍希望以六四作一個大中華愛國情意的感召,是不合時宜的模式。他補充,支聯會純粹作口頭上的抗爭是無效的,他們必須反思,嘗試改變抗爭模式及作出實際行動去貫徹他們的口號。對於尖沙咀的六四燭光晚會,鍾認為:「多一個集會去悼念六四,讓悼念六四的行動遍地開花,是一件好事。」

陳對支聯會的工作成效則有另一種解讀。他認為支聯會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實大家心中有數,平反六四的機會極為渺茫。支聯會自己亦清楚明白,單單靠高呼幾句口號或以歌曲悼念是不可能平反六四。支聯會之所以堅持舉辦維園的六四晚會,是希望市民毋忘六四,永遠都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從六四事件審視中港區隔論

本土派的其中一種論調,是主張香港與中國的根本切割。六四事件可謂是最佳例子去審視這種論調。本土派提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一切在中國內地境內發生的事都與港人無關,所以港人無須平反和悼念六四。

陳十分質疑這套論述,並直斥此舉是自掘墳墓。「香港現時的確是在中國的管治下。難道香港單方面與中共區隔,中共就會對香港置之不理嗎?相反,中共會更加打壓,一國兩制之精神將蕩然無存。」鍾亦不認同中港區隔,他指出不論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是中國人也好,香港都沒有可能不理會中共。因為香港爭取民主的路無論如何都是要中共「拍板」。中共是當下的政權,絕對不會對香港的情況坐視不理。

共產黨最開心論 ── 港人應否悼念六四

近日社運圈流行著以下這一句:「甚麼甚麼行動會令共產黨最開心。」筆者對此問題研究了一番,得出了一個想法——那麼港人悼念或忘記六四,中共才會「最開心」?在我想像中,中共實在是面對兩難:港人悼念六四,是源於關心國家發生的事,是一種身份認同,可是中共又可能會擔心港人因此而引發「恐共、反共」的情緒;另一方面,港人不悼念六四,中共又可能為港人漠不關心國事的態度而感到擔憂。鍾對此問題感到不以為然。他指出,港人沒有必要跟「土共」一樣去揣摩聖意,事情是對就做,是錯就不應做。「我們的目標不是去討好或激怒中共,關鍵是我們自己如何審視自己的身份和爭取民主自治。」

後記

筆者訪問陳的時候,陳有兩段描述令筆者印象深刻。

(一)

陳在六四當天遇到一對兄弟。哥哥是一名大學生,弟弟是一名年約十四五歲的青年。陳第一次見到那位哥哥是學聯在北京開會的時候,他坐在角落一聲不發。陳第二次見到他的時候,也是最後一次。那位哥哥隨後被抬上裝屍體的麵包車。當時,有一名青年跑向那台麵包車,攔著救護人員不讓他們開車,他大叫:「哥哥還在生!你們不能開車。」隨之,陳依稀記得那位弟弟喊了一句:「我要報仇。」

良久,陳看到一名傷者被抬回來,一看,是那位弟弟。他大腿中了槍。陳幫忙按著他的傷口,可惜傷口血流不止,他眼白白看著那名弟弟斷氣。「由那刻開始,除了震撼,我更多的是害怕。」

(二)

陳向筆者描述六四經歷時,兩次提到了被北京當地人問他是不是香港人,然後兩次被勸回港。

第一次,是在六四翌日,北京當地的居民哭著說:「這裡很危險,趕緊回香港去,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第二次,陳帶著紀錄事件的相片過關,海關人員問:「你們是香港學生?有沒有見到在天安門發生的事?」陳點頭承認,海關人員搖搖頭,向這群香港學生放行:「快!快回去吧,一定要將這件事告訴其他人。」

二十六年即將過去,一眾六四生還者、目擊者仍從不間斷地向香港人講述當晚經過,而維園六四晚會也風雨不改地進行,在廿五週年紀念時更創下十八萬人參與的紀錄。但隨著「切割論」和本土意識的興起,有人覺得六四這段記憶老了,看不懂歷史的意義,甚至提出香港人不用背負平反六四的責任,建設民主中國都只是中國大陸人的事。

這類說法背後帶出的,其實是「身份認同是否關心歷史的唯一條件」的問題——擁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真是譴責一個泯滅人性的政權所需的先決條件?即是說決定是否悼念一段在極權、獨裁國家下發生的屠城歷史前,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份配不配?

「我是甚麼人?」這個問題除了老一輩,筆者鮮有聽聞本地人會第一時間答自己是「中國人」。大家必然想起自己是「香港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建構在長久以來生活的土地、所感受的文化、所使用的語言上。對於那些操著普通話、四處對香港社區生態造成破壞的「中國人」,筆者確實不能將自己與他們聯繫。但此般厭惡和與六四切割是兩碼子的事,無論筆者多強烈否認中國人的身份,也總不能將自己裹於繭中,甘於做一個眼界只觸及本土事務、視野狹窄得只顧眼前利益的人,連甚麼應該去做、值得去做也分不清。

近年來,中共對香港的威脅愈來愈大,面臨喪失自主的危機。截稿之時,第三條跑道工程計劃已在行會通過,香港人又被迫為多一宗大白象工程埋單。透過基建,親手向中國奉送以千萬億計的公帑,不遺餘力地向大陸輸送利益,壓榨香港人。我們應馬上做的,理當是思索可行的抗爭對策。將仇視中國的情緒轉化成與中國徹底割斷的想法、拒絕悼念六四,是連一些基本的價值觀也混淆了。

法國著名文學家雨果的《悲慘世界》中有這樣的一句:「歷史和哲學負有多種永恆的責任,同時也是簡單的責任。」歷史最簡單的責任,是傳承。八九六四是一段血淋淋的歷史,沒有人可以忘記。二十五年來,有一班人年復年年地向我們、向下一代講述六四的歷史,實現了當年北京人民的願望;而我們雨傘運動後的一代願意聆聽,甚至傳承那份平反的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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