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大文物館走出來，我的感覺很清晰──這是我歷來看過最差劣的中大畢業展。
中大藝術系成立近60年歷史，培養出數不勝數的傑出藝術家，它理所當然是港人心中本地最頂尖的藝術院校。它的畢業展不只是學子們齊嘩嘩地為作品劃上的句號或感嘆號；不只是一個日子終於讓家長得以觀賞孩子上山練藝三四年的成果；也不只是師生友人之間的互賀，再加上博愛盲目的讚賞與Congratulation；它還有其嚴肅的象徵意義──一群潛在的年輕藝術家湧入社會了。
怎麼樣的種子，就長成怎樣樣的果樹；畢業展的作品，讓我們得以近距離地觀察這些種子的精神面貌──他們關心的、重視的、尋覓的、渴求的、夢想的都書寫在種子的基因裡。
評論畢業展，觀看單一作品的優劣意義不大。因為任何作品都有其可取之處，最惡劣的作品也可成為最好的負面教材。於是，把視野拉寬推闊，觀看作品與作品所呈現的整體性、相似性與脈絡性，變得重要。而我在文物館察覺到作品的單一性，讓我感到擔心。
在29位畢業生之中，主要作品媒介是架上繪畫的有11位，而有9位是以中國水墨為主。其他作品的形式還有雕塑、陶瓷、錄像、多媒體、攝影、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等，但都是一件起兩件止。於是佔了約三分一的水墨形式，就佔了顯著的位置。它隱含著藝術家的選擇，也提示了他們保守的意識與投機的傾向──繪畫與水墨是當下亞洲市場最熱賣的商品形式，也是中大藝術出產的拿手菜式。另一方面，它在其他當代創作形式的生澀與不足，也暴露了中大藝術的單一與狹窄。它除了水墨與繪畫，還有什麼別的值得觸目？
除了形式的狹窄與陳舊，我也發現中大藝術生在作品內容的選擇上，也嚴重缺乏多樣性。你能發現一抹清一色的思緒──崇尚著隱身於武林的獨善其身與柔情萬千──穿連著多數的作品，他們迷戀著武林之爭，卻斥拒江湖之事，缺乏成俠的風骨──大多數的他們關注的只有自己。對社會之事務，對他人之責任，鮮見成為他們藝術創作關注的對象。你難以在其中找到共鳴與感動，更找不到啟發與激勵。還好，還有吳碩軒的《城下》錄影裝置，為頑固沉悶的整體主題破出一條裂縫。
但把畢業展覽設置在文物館，本身就是一個愚昧可笑的錯誤，教授們無理由不知道這種錯置的荒謬。對現代藝術來說，展覽場館的個性與特質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杜象的尿兜是藝術、而白立方（White Cube）成為現代藝術的標準展覽場所──文物館的歷史性與文物性，不但局限了畢業生的創作媒介與表現形式，它同時扭曲轉變了作品呈現的意義；最可怕的是，對於一名觀看者，你必須穿越文物館歷史與過去的枷鎖，再進入畢業生當下的實驗室去觀看與想像未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差劣的觀展體驗。特別是館內那一尊與畢業展無關的半身雕像，它的存在每一次都讓我感到官僚系統的淫威與唐突，理應把它移離展場或用封箱膠紙把它封隱起來。
從文物館走出來，我瞥一眼左手邊的太極雕塑，與掛在其上黑底白字的橫額，思忖著──香港最頂尖的藝術院校是不是在固步自封的傳統與優勢中與時代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