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激進本土派的興起，以及傳統泛民勢力的裂解，我們不只見識到了種種同室操戈的現象，有時候甚至還會遇上一些擦槍走火的怪事。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今年三月一場反水貨客示威，嚇哭了一名不幸路過現場的小孩。那個小孩並非水貨客的家屬，也不是最該被勇武份子追擊的泛民左膠，她更不是到場「反」示威的保守派成員，她真的只是跟着大人逛街經過而已，和當天的行動沒有任何關係。對於嚇哭了如此一個實在無辜的小孩，「熱血公民」黃洋達的回應是很有意思的，他說：「搞個咁激烈嘅行動，連細路都搞唔喊，都冇X用啦，中共又點會驚」。曾經和他當過「同路人」的陳偉業則反駁道：「搞喊個細路女同共產黨有乜關係」？
的確，黃洋達這句話的邏輯是古怪的。莫非他以為習近平看到本土派居然能夠嚇哭細路，然後就會心生恐懼？「哇，佢哋連細路都嚇得親，我真係好驚呀。」
更有意思的是，這麼奇怪的推理居然也能贏得不少熱血粉絲的贊同。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我猜，關鍵大概就在「共產黨」這三個字。這三個字等於是本土派的六字大明咒，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可以用得上，具有化名為實，扭轉局面的魔力。平心而論，嚇哭小孩只不過是場意外，隨便道個歉也就可以當作了事。但只要一把這事連上共產黨（不管它們如何連上），把這場意外說成和對付共產黨相關（也不管它們如何相關），整件事就忽然變得很正義了，簡直還有點理所當然。如果弄哭那個小孩是為了將來弄哭共產黨做準備，那麼她被嚇哭這件事就可以從壞事變成好事了，可以證明那天的示威「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離共產黨「好驚」又近了一步。
在我看來，這個事例恰好能夠用來說明今日香港的某種傾向，那就是為了「正義的原則」（比方說『打倒共產黨』），我們可以大範圍開火，不只胡亂掃射一通所有「同路人」，而且還能見神殺神，耍盲拳般地打倒一切擋在前面的無關百姓。這就好比一套過度敏感的免疫系統，原來的作用是要針對外來的侵犯，但一受刺激，它卻開始失控地肆意攻擊自身的健康細胞。換句話說，這是種病，是當前香港社會的身體隱喻。
羅永生在「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見《思想》第二十六期）一文中精準地指出本土族群主義行動「根本沒有一套一貫的關於何謂『香港人』的定義。但弔詭地正因如此，卻可以令附從者分享那種民粹式批評修辭帶來的亢奮，抒發生活被『大陸人』這個『他者』形象不斷擠壓所帶來的不滿。而正因為這『他者』不能定義，永遠在含糊狀態，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擴充其內容，抒發不滿情緒」。在該文註解當中，羅永生又進一步補充：「這狀態也正好對應齊澤克（SlavojŽižek）族群民族主義的分析，他認為族群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最重要的不是令人分享某種理念，而是共享某種快感。而『狂想』所起的作用，正是召集、控制和組織不能整合到語言秩序去的快感。何謂『香港人』和何謂『本土利益』如果定義清晰，事情就交到社會政策的討論，而不會構成一種可用作情感動員的情緒」。
再具體點講，行動重點並不在於被打擊的對象究竟該不該打（例如那個小孩），而在於任何出以捍衛本土旗號的打擊行動都是很爽的。此所以每回本土派的行動惹起爭議，同情他們的人都會為之辯解，說「難道我們就坐着什麼都不幹？」，又或者「有行動總比沒有行動要好」。行動是否有效，行動是否準確，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動。只有動了，情緒才能宣洩出來；只有動了，人才爽了。
也就是說，這套免疫系統已經不在乎它要尋找的對象了，也不在乎對象的屬性，它只想要好好地大幹一場。
幾乎所有本土族群主義都沿用了一套身體隱喻，先把社會理解成一具人體，再將它所有的問題都歸因到一組外來入侵的「病毒」上頭。然後，本土族群主義者才能確立自己是整個社會的免疫系統的身份，肩負起檢查和抵抗外來病毒的重任。為了完成任務，它不單單要向外嚴格防守邊界，還得對內審視體內成員，看看有沒有分明中了入侵病毒產生病變，卻依然偽裝健康自己友的可疑對象。我們眼下的問題是根本不能清楚界定外來他者的本質，也沒有辦法說明什麼叫做健康正常的自己人，於是只好先動了再說，有殺錯冇放過。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兩年在公眾輿論中會出現那麼多「賣港」「叛徒」的原因了。從保守建制派和他們的支持者，傳統泛民中的「大中華膠」和「左膠」；一直到「佔中三子」與「學民思潮」，甚至曾經和本土族群主義者做過同路人的一眾組織，全都被定性為遭到感染的病變細胞。那麼，他們共同染上的病到底是種什麼病呢？除了攻擊他們都很有快感之外，本地最激進最勇武的免疫系統可曾給過一套邏輯一貫的說法？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