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間在香港，大部分對於政改的爭議是集中在這是「真普選」還是「假普選」，或者這個選舉方式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問題是，香港人所要追求不止是真普選與否，而是民主，民主的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當然，真普選是其中的關鍵。
然而，把民主局限於「普選」的討論固然重要，卻也可能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事實上，政治學界過去20年對於民主化的反省恰恰就在於所謂的「選舉謬誤」（electoral fallacy）——亦即以為有了選舉就有了民主，但後來發現這不過是場可怕的誤會。
以為有選舉就有民主是可怕的誤會
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在全球範圍出現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但過去十多年，我們看到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在威權解體之後，雖然有了普選，卻出現民主進程的停滯，或者嚴重倒退：很多新選出的領導人會因為訴諸民族主義或某種民粹政策，而深獲民意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打壓政治異議或反對力量、限制媒體言論自由、弱化國會和司法體制、嚴重侵犯公民自由和人權，並且全力鞏固個人權力。於是，這個普選制度只是強化這個民粹強人的正當性，而徹底扭曲民主的精神，所謂的新興民主淪為一種「競爭性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或者「非自由主義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俄國的普京，或者剛在6月初舉行國會大選的土耳其的現任總統。
這正是政改方案如果通過之後的最大危險。建制派強調袋住先的重要是因為普選會賦予行政長官更多的合法性，但問題是這個合法性只可能製造一個更威權的民粹強人。因為這些篩選出來的候選人最主要的權力來源是北京的支持，所以他們很可能會有反民主或侵犯公民自由的行為，如限制出版自由或新聞自由，而通過普選獲得選票只會讓他們更無所忌憚，畢竟他有了所謂的民意支持。建制派也強調政改方案的普選會讓未來特首更傾聽民意，但事實是，他可能只會聽他想聽的民意。
尤其是，香港政府的政改方案比起其他國家的「競爭性威權體制」更不如，因為這個篩選沒有真正的競爭性 。已經過世的美國政治學大師達爾（Robert A. Dahl）說，選舉式民主（他稱之為「多元體制」polyarchy）起碼要有兩個面向：競爭和參與，但香港政改方案的篩選機制沒有允許一個真正自由的政治競爭機會，因此違反民主的最起碼判準。而當相當大一部分選民所支持的政治力量沒機會成為領導人時，代表這部分公民是被排除在政治體制外，實際上是體制的次等公民。
缺乏競爭甚至會影響公民參與。假普選方案看似有一人一票作為公民參與政治的機制，但是缺乏競爭性的選舉只會讓支持泛民的選民感到對政治體系的無力感，會更虛無冷漠，或者更憤怒，而否定這體制。因此，投票行動不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實踐，而是淪為賦予一個屬於威權性質體制的統治者正當性。
換個角度說，美國知名政治學者Adam Przeworski對於民主體制有一個著名的定義：「不確定性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uncertainties）。因為在威權體制是既有統治集團的持續統治（除非出現內部激烈政治鬥爭），因此沒有不確定性；在無政府或者統治失效的國家，就充滿了權力的不確定性，但卻是混亂的不確定性。唯有在民主體制下，雖然有不同利益與價值的博弈，但一個真正普選卻讓人人有信心，人人沒把握，所以他們願意參與民主制度遊戲。（看看此刻台灣，兩周前大家以為國民黨唯一參選人洪秀柱完全沒希望，但現在支持度不斷升高，讓所有觀察家感到意外。）
香港立法會否決了這個方案，當然不會讓香港更民主，但港人也沒有失去什麼。北京和建制派應該認清，8．31下的政改方案一旦通過，雖然未來的特首看似有某種「被虛構」的正當性，但整個體制卻只會更脆弱，並會製造更多民眾的虛無與暴力。要解決香港管治問題，只能依靠真正的民主競爭與有意義的公民參與。
香港民主運動的新起點
民主不只是選舉，而是公民有能力、有興趣、也有信心去自我管理，去參與公共政策的辯論與決定。否決之後，香港民間社會應該要從根本開始討論大家想要的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要強化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要從基層與社區改變公民參與的模式，讓社區政治不是蛇齋餅糭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政治——政治人物用服務與恩惠交換政治支持，而是公民對於社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參與與介入，並且相信，自己的社區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可以自己揀。
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新起點。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