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無論在公私營機構、民間，以至網上的媒體，總會見到不少展示香港舊照片和傳統文化的結集、展覽和講座。舊照多能引人注目、帶起討論。有見者如獲至寶，彷彿重拾記憶；有人稱讚舊日香港的美好景況，慨嘆今不如昔；有人未臨其景，卻能如數家珍。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擁有身處舊照所記時空的經歷與記憶？舊照勾起的集體情感（collective sentiment）又從何而來？舊照予我們的社會甚麼意義？
舊城與空間重寫
舊照片能在社會泛起迴響，與香港的社會發展、城市認同感和文化有關。德國作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曾撰文談香港的城市密度，提到在香港發生的一切，都可藉空間（space）的概念解釋。(1) 香港的土地有限，除填海外無法增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更有大量移民遷入。又因政府的政策、經濟的原因，以及郊野公園的確立，令實際會用作發展的土地集中在市區，五十年代起才發展新市鎮，於是香港的城市發展便於少數的土地上不斷重寫，新的取代舊的，而且速度驚人。象徵某年代、某種價值的建築物，可於眾目睽睽之下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來的只有照片、文字、錄像或聲音檔案。當中以照片最普及、具體、易於流傳，所以便成了這段歷史的憑證。
現代城市變化急速，景象日新月異，尤以發展中的城市為甚，很久前在西方已流行一句說話，用以形容這狀態，意譯為︰倘若這城能完工，該會是處好地方。（It would be a nice city, if they ever finish it.）這句話有多個版本，不過大意雷同。放諸上世紀的香港，尤其合適——當然儘管完工也未必合意。那時候市區和新市鎮幾乎每一處地方都有工程，日夜不休趕發展，城市彷彿要建成某模樣，但還未完成，世界似乎又變了。不同的人因着自身的經歷與際遇，對某特定的時空有感觸，不過那時空在來得及感受之餘，可能已不復存在，於是只好從舊物追憶。城市的歷史如何書寫，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如何選擇取捨資料、以怎樣的方式、框架或論述連貫事件等等。縱使照片也能傳意，相較於文字，舊城照卻較中性、客觀，有更多空間給觀看者自由演繹。在互聯網普及、社交從現實逐漸轉移到網上虛擬空間、資訊排山倒海湧來的年代，看照片簡易快捷，無須深思，而且可藉圖像各抒己見，甚至不必經歷照片中的時空也可評論。因此舊照不單是歷史的憑證，還是各自表述的題材；除了補足香港現存歷史檔案的盲點與遺漏，還寄存了眾人對這城市以及自身過去的集體情感。
視覺與城市認同感
社會出現戀舊的情愫，當然也和城市認同感與文化有關。五十年代末，國際情境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曾道，城市面貌之所以重要，只在其產生的心理效應。（’… the appearance of cities is of importance only as regards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that it can produce…’）(2) 雖然不一定要認同這說法，但是引述語句卻簡潔地勾勒了身處現代城市，視覺與城市認知的密切關係。在電視、互聯網出現以後，現代人更加依賴以視覺感受城市，令圖像的作用更加顯著。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前系主任亞巴斯（Ackbar Abbas），於其研究香港文化的經典著作《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分析道，資訊科技的發展令現代人不用再從城市物理邊界（boundary）的出入口（例如城門）認識城市，而是透過電子界面（interface）擷取資料。因為界面有無數個出入口可獲取資訊，間接令城市過分曝光。（’All major contemporary cities are thus “overexposed,” as the idea of boundary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idea of interface.’）(3) 縱使認識城市與建立認同感有認知上的深淺之別，但是若城市的文化遺產是以圖像的方式保存，則城市認同感亦會由視覺的元素共同建構，例如中西區的舊建築（大部分人也不曾進入前立法會大樓、香港終審法院等建築物，只從外觀看，不過這些建築物卻象徵着香港的殖民地時代）、密集的雙語招牌（華洋共處）、維多利亞港的夜景、山巒起伏的郊野公園等等。當然，對一處地方能否建立認同感，人際關係的建立（如家庭、朋友），以及社會信奉的價值是否與自身的社會觀相容等因素，多會是前提，而且比視覺元素深刻、重要得多。
保育（preservation）是城市保存自身文化和歷史的方法，亦是大眾對於城市的印象和記憶的延伸。若以有形（tangible）和無形（intangible）作區分，前者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的文化遺產，後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綜觀香港的保育項目，建築物和地方等文化遺產除了要在現行的經濟體系盡量自負盈虧外，還要在視覺上令人辨認出這是已保育的文化遺產。從只保留部分外牆的舊灣仔街市、以「原汁原味」方式保育的上環永利街，到眾多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項目，保存或復修得最好的通常是外觀的部分（保存或復修所下的美學、社會判斷不在此文討論），建築物的內部多因功能的轉變而更改，受眾以及在社區的作用亦不同了。若果大眾對舊城的記憶和情感，依存在建築物與地方，而兩者只有外觀和其他視覺的元素跟以前類似，嗅覺、聽覺的體驗，或許觸覺和知覺都不一樣，意味着其實兩者是以保存某時代的圖像的方式保留下來。這種保育方式雖然在城市中可在地保留文化遺產的軀殼，卻容易流於表面，不能令社會更有文化底蘊。
城市記憶與保育
今人看舊照，容易看到「無垢」的歷史，在遠距離觀看，如隔岸觀火，若果照片珍貴，更猶如「文物」，以欣賞的心態視之，彷彿往日都美麗如斯。亞巴斯教授在其上述的著作中論及保育時，闡釋保育並不等同保住記憶，因為保育留住的是「無痛」的記憶。（’In any case, preserv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memory: it is a memory without pain.’）(4) 保育在保留了某些文化遺產的同時，其實也代表沒有保留另一些文化遺產。所以這是一種歷史的篩選。
意大利建築大師Aldo Rossi在其名著《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內，題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一節闡述，城市由其市民的集體記憶構成，就如物件、地方的觀念由記憶建構。城市這載體，是集體記憶的軌跡（locus），一方面記載了城市的過去，另一方面把城市導向未來，正如人與其人生的關係。（’One can say that the city itself i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its people… The city is the locus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us and the citizenry then becomes the city’s predominant image…’）(5) 城市的結構由眾多虛實的部分（虛如事件；實如建築物）組成，就如歷史由眾多記憶構成。城市的記憶猶如城市的靈魂，建設猶如肉身。
結語
在電影《玻璃之城》（City of Glass）中，在香港出生但在外國長大的洪康橋（David）（吳彥祖飾演），在啓德機場登上一輛的士前往薄扶林，途中望着窗外的高樓大廈反光玻璃幕牆，說這城市「只是一堆閃亮亮的廢物，毫無深度內涵。」（’… a bunch of fleshes and inside nothing.’）不知道是因為他不認識香港、不認同香港獨有的文化，還是香港商業建築物的外觀並沒有反映城市的記憶與文化。不過，這倒不是少數人的觀感，上世紀有不少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的看法也相近，間接令「文化沙漠」這貶號長久揮之不去。
也許從前香港不重視城市的歷史，在保育與發展之間又常常選擇了後者（例如在興建地下鐵路時拆去市區多幢有歷史風貌的建築），令城市看似沒有記憶。近十年在民間興起的懷舊熱潮——找尋地區歷史、徵集並整理舊照片、形形色色的導賞團、展覽，正好補救了城市空白的記憶。懷舊熱潮興起，可能是市民眼見城市保育與發展的方向，與心目中的軌跡相去愈遠，於是回首緬懷過去，冀找心靈慰藉。也可能是真正告別過客的思維，視這裏為家。
姑勿論是甚麼原因，重視歷史是重視文化的開始。記得在香港大學上建築學歷史課時，教授於第一課告訴我們為甚麼要讀歷史︰我們要知道自己是誰，站在哪裏，才知道我們想往哪裏去。（We have to know who we are, where we stand, in order to know where we want to go.）
何尚衡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註︰
(1) Tilman Spengler, ‘Hong Kong: The Mastery of Density’, in Vittorio Magnago Lampugnani (ed.), Hong Kong Architecture: The Aesthetics of Density, Munich, Prestel, 1993, p. 153.
(2) Constant, ‘The Great Game to Come’, Potlatch, issue 30, 15 July 1957, http://www.cddc.vt.edu/sionline/si/greatgame.html.
(3)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9.
(4) Ibid, p. 83.
(5) Aldo Rossi,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2, p. 130.
參考書目與網頁
壹、 Abbas, Ackbar,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貳、 Constant, ‘The Great Game to Come’, Potlatch, issue 30, 15 July 1957, http://www.cddc.vt.edu/sionline/si/greatgame.html.
參、 Rossi, Aldo,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2.
肆、 Spengler, Tilman, ‘Hong Kong: The Mastery of Density’, in Lampugnani, Vittorio Magnago (ed.), Hong Kong Architecture: The Aesthetics of Density, Munich, Prestel, 1993, pp. 153-156.
同載於《建築香港》︰http://alfredhsh.blogspot.hk/2015/06/CityMemor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