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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非原居民的處境 其實就是香港的命運

新界非原居民的處境 其實就是香港的命運

文:陳劍青

想不到踏進後政改時代特區政府首個開展的議題,就是立即全速啟動洪水橋最後階段的發展諮詢,與及在行會通過新界東北規劃的「土地問題」。在這個土地割據及吞併邊界的時代,往往被政府開刀的新界非原居民村,竟與現時港人的命途何等相似:可預視到當中的非原居民社群,不出十年內將難逃連根拔起的滅絕浩劫。

究竟新界非原居民是什麼的社群?為何他們會被開刀?以我在新界多年研究及倡議過程的觀察,可理解他們大都是戰後走難來港的移民,有異於當時南來的資本家先來市區置房設廠過活,他們一跨過深圳河就在新界這片土地停留下來,僅僅為著生存的理由租地耕作,散落於原居民圍村旁的農地聚居,許多都形成了「一屋一田」的特殊聚落地理佈局,又叫「散村」。先以為暫住一時,臨田建屋,然後一住下,就住了兩三代過半世紀。

而八十年代後他們建造的「耕寮」,大都被官方永久地認定為「臨時寮屋」,被徵稅之餘又不被確認他們的居住權,現則順理成章成為政府在土地開發時可以「最低成本」開刀的對象。經歷近數十年的地產利益瘋狂囤地、新界鄉郊規劃淪陷及原居民丁屋霸權的浪潮,新界約百多條非原居民村的水土、社區及生活功能已受嚴重破壞,有的被收地滅村、有的社區支離破碎、有的則仍能在變遷中努力保留著社群既有生活方式。

由於他們默默深耕付出,加上新界鄉村的相對穩定性,令不少在市區失落的香港城市文化仍然在這片土地上得以留存。在今天「獅子山精神」的神話破滅,新界非原居民的「東北精神」或「元朗價值」卻仍然以生活實踐展現出何謂「自力更生」,比所謂「香港精神」更像香港精神的原型。香港城市社會的變遷烙印在鄉村內不同時代的相應發展。他們因地制宜的傳統精耕細作技術、即將失傳的客家村歌、數十年來人與自然共存生活經驗等文化累積,相對於不少只靠炒賣丁屋渡日、無視文教承傳的新界原居民村,更是香港活生生的城市文化瑰寶。

然而基於各種理由,政府一直不承認新界非原居民在香港歷史中的文化意義,一些非原居民村一直不被政府認定為「村」,他們長期居住兩三代的家園被政府命名為「臨時寮屋」。「臨時」是借來的時間,「寮屋」是借來的地方。在政府眼中,他們只是香港的鐵皮屋過客:夠鐘發展就唔該借過。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相當清楚,其實新界非原居民,就是香港主體。看著他們留存文化與生活就如看著過去的自己,他們被吞併與擺佈的命運就如同我們的命運。一些社工團體經常會直接當這群受影響的「苦主」說要幫助他們,並說只有他們才是抗爭主體,其實,究竟我們又以什麼身份角色、憑什麼「幫」他們呢?難道我們不就是他們嗎?如果他們所隱含的就是我們所追求的香港主體理想,他們的終局亦是我們的終局,我們就不僅僅是要當他們是「弱勢社群」般去協助他們,更應該是我們要透過成為他們,而成就一個更大的「我們」。

有說香港命運,其實就是不斷於錯誤的時勢被置於錯誤的地方,正當要相遇之際卻又因錯誤的理由被重置分開的無間輪迴。香港人要告別這套香港被寫好的命運,追求命運自主,涉及一種對既有價值秩序割斷,然後重生。那麼,香港人如非原居民的處境一樣又要如何抗衡被不斷被遷移失散的永劫輪迴?最終找到及重建屬於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此意義下,香港的土地問題就等於香港命運的問題,所有人都不能迴避。而未來香港四大土地開發計劃,即「洪水橋」、「新界東北」、「新界北」及「大嶼山」,正在配合改造香港既有城市地理佈局,亦即將會把大部分香港的非原居民徹底清除。如此情況,我們急需創造的是一種接通命運共同體的政治論述,在捍衛「他們」家園的過程中,實現一種「我們」的未完成計劃。這是每一位勇於面對後政改時代的香港人,都要準備的第一份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