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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推土機的重建想像

超越推土機的重建想像

在香港談重建,彷彿就是推土機的代名詞,嶄新的高樓和商廈豎立起來之後,原居民便失去棲身之所,只能被迫遷離,原有的社區文化和肌理,便隨之消失。

士紳化(gentrification)是所有都市更新必須面對的課題。社區隨時間消逝日漸老化,透過市區更新改善生活空間,自然是不少居民的願望。如何能夠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一方面吸引較高收入階層移入居住,增強社區經濟活力的同時,又不至於大幅提高原有地區的生活經濟門檻,讓原有的居民在重建之後也能夠原區安置,這便是都市更新會否淪為地產炒賣項目的關鍵。

威廉堡居民比港人幸運

舊區重建是否能有其他想像?德國漢堡常被視為都市更新的典範,南部的威廉堡(Wilhelmsburg)卻以水患、噪音、貧窮聞名,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一直為人忽略。

威廉堡位於漢堡南部,是一個鐵路和高速公路交滙的低窪人工島。1962年,一場大洪水奪去威廉堡300條人命,12000人無家可歸。自此之後,威廉堡的55000名居民面對污染、噪音等問題,中產階級逐漸遷出,形成低收入的社區。

威廉堡還是漢堡史上最大環保醜聞案的發生地。自二次世界大戰後,附近水域的土地一直用作垃圾堆填區,累積30多年的結果,便是土壤不斷釋出劇毒二噁英(dioxin)滲往地下水之中,也累積了大量甲烷。前來威廉堡居住的,很多都是來自東歐的移民勞工,一個僅有35平方公里的地區,就有來自100多國的居民。

空氣和土壤污染、語言和文化隔閡、社區設計上的缺失,令威廉堡成為城市中的陰暗地帶;假如由香港市建局或發展局負責的都市更新(或市區重建),大概是大幅度剷平土地作「重新發展」,趕走原住民就當解決問題了吧。

威廉堡的居民比起香港的幸運,因為他們可以向市政府表達有關意願。2002年,100名居民提交重整威廉堡島嶼的白皮書,提出改善社區的願景。2006年,漢堡市政府決定與IBA(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國際建築展)合作,並投資一億歐羅成立IBA Hamburg(為漢堡市政府官方控股的公司,經營則完全交由IBA團隊負責),從2007至2013年,由其主導未來易北河流域威廉斯堡等35平方公里的區域再生。

IBA歷史悠久,由1901年起開始舉辦,目的是透過平台吸引各種解決城市規劃問題的創新方案。與香港一次性展覽的不同之處,是舉辦IBA對於德國人而言,是市長在國際舞台上,向市民許下的諾言,即使政黨輪替,訂立的政策也不能朝令夕改,因為IBA提出的方案,一直以來都有良好信譽,沒有一個政黨可以承擔政策無疾而終的後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89年魯爾區舉辦的IBA,涵蓋17個城市的規劃方案,長達10年的計劃,把北魯爾的工廠廢棄區轉變為科技園區。

IBA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梳理威廉堡盤根錯節的問題。艱巨之處在於團隊要面對多民族所帶來的語言和文化隔閡,即使舉辦一個公聽會,也須聘請6至8種語言翻譯。後來,由於發現公聽會的成效不彰,IBA索性邀請研究員逐家逐戶拜訪,建立在地的聯絡網,用了整整5年時間,才根據威廉堡的地區特性,定出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Cosmopolis和Metrozones等三大都市更新方向。

都市更新是漸進過程

為免威廉堡成為另一個趕絕窮人的社區,IBA放棄大規模的改建計劃,在充分了解居民的需要後,從擴建陽台和前院、改善暖氣設備、增加教育和公共設施等方向着手,撥出100萬歐羅改建850戶的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並新建250戶的社會住宅,有關住宅的租金平均只是漢堡市區的一半左右,一般人也可以負擔得起。

此外,政府也利用當地的廢氣設施,改建成可供住宅使用的暖氣系統,費用比過去降低七成。翻新之後的社會住宅,每平方呎的租金只多出一歐羅,吸引超過九成居民選擇原區安置,分享市區更新後的成果。

除顧及居民安置和生活需要之外,有關規劃方案還應對全球暖化的問題,引入城市實驗室的概念。例如,IBA在「堆填區」附近山丘的南面放置10000平方公尺的太陽能板,以風力和太陽能提供就近4000個住戶的能源需求,改造廢棄垃圾場為人人可達的公園和環形天橋。

住宅興建也引入創新思維,放棄預置組件的搭建,而是由建築師完成主結構後,交由居民自行設計外牆和內部格局,只要依照說明書即可搭建,價格也因而降低15%。此外,部分新建築的牆面亦鋪設充斥藻類的玻璃管,藻類透過光合作用產生能量,提供屋內所需電源,同時具有調節陽光的效果,減少能量消耗。

重建後要吸引原住民重新遷入,除了造價不能太昂貴之外,社區營造活動也有助於居民融入新環境當中。在沒有任何預算的情形下,漢堡大學的學生鼓勵當地的小學生共同參與裝置藝術創作,把樹屋改造為遊樂場,使用率比起預先規劃的休憩設施還要高。

本來都市更新就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進行大規模的收地和拆遷,不但摧毀既有的社區文化和脈絡,由上而下的規劃,往往只是把既有的舊住客趕去其他地區,因社會結構導致的問題,並未得到任何根本的解決。威廉堡的例子提醒我們,面對文化政經差異而引致的城市規劃缺失,是可以透過細膩有遠見的城市規劃,逐步改善過來的。

【延伸閱讀】《都市再生的20個故事》,林盛豐主編,台灣建築報道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