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與情感──略述傘下的秩序與欲望
(原文刊於2014.12《反抗&台港共鳴》，此為增修版，圖為Ocean Leung提供)
「秩序是微乎其微的少數人被提升到掌權的職位，為此他們把自己凌駕于大多數人之上，並且培養他們的后代將來接替他們的位置，以便繼續依靠詭計，貪污賄賂，暴力和屠殺使他們的階級特權得以維持......而混亂，〝他們〞所指的混亂秩序究竟又是什麼呢？......它是革命前夜的思想；是推翻掉維持了世代之久約定俗成的假設；是新思潮和大膽革新如破閘洪流般涌現，是科學專題的解決方案。 混亂是廢除了陳舊的奴隸制，是公社的興起，是封建奴役受到摧毀，是廢除經濟奴役制的嘗試。」- 克魯泡特金《論秩序》
鋼琴家兼指揮家阿殊堅納西（Vladimir Ashkenazy）於雨傘運動踏入近一個月之際到港演出，為表支持，他刻意安排《芬蘭頌》(Finlandia)作為兩晚免費音樂會的首發曲目。《芬蘭頌》誕生於芬蘭抵抗俄國統治的歷史脈絡之中，除了成為芬蘭獨立運動的民族主義符號，也是今天研究音樂與民族主義的重要教材。同晚，金鐘佔領區為回應阿殊堅納西之美意，在中央廣播系統當中播起波瀾壯闊的《芬蘭頌》。我不知有誰會因此而感動，還是像我一樣覺得超現實：西貝遼士（Jean Sibelius）的作品堂皇莊嚴，為當其時芬蘭民族主義的宗教式衝動創造出載體。但音樂越激盪，越想起泰戈爾(Tagore)於印度獨立運動之中提醒人民必須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區別出來，而正因為他的批判原則，泰戈爾創作的印度國歌一度被譴責為表達了「不充分的民族主義」；的確芬蘭也在進入獨立運動後不久便誕生了極右政黨IKL。當晚佔領區內相當平靜──一些人拿著電話在自拍、一些人在聽台上市民發言、一些人圍成圈在討論甚麼，沒有人留意播放中的《芬蘭頌》，卻恰巧成為寇比力克常用的聲畫差異並置(juxtaposition)經驗，從平靜中轉化為透視意識形態危機的隱喻。
經過接近兩年的蘊釀，佔領運動的確發生了；但所謂佔領中環，從來也只有2011年佔領中環滙豐總行大廈地下廣場的一次。戴耀廷以法學學者姿態梳理公民抗命與法治精神的關係，提倡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或多或少為失去社會運動能力的中產人士帶來行動欲望，但行動實踐還是必須依賴較基進的學生運動並與之合流。計劃中的場景、行動指引、反應評估等等都有巨大出入，因此可以理解所謂「啟動」和平佔中的一刻，運動已進入後佔中階段。外媒因9月28日警方大量施放催淚(亦有確實出動槍械，幸好最後沒有市民被射擊)與市民以傘抵擋的畫面，把運動稱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有趣的是，後來多名學者公開澄清行動屬於「運動」(movement)而非「革命」(revolution)，這個聲明主要目的當然是要防止「企圖推翻政權的革命」之說而導致的武力鎮壓，但同時間亦控制了運動的整體發展方向，確立「非革命」為參與者的共同基礎，釐清主調也就排除了被認為危險或另類的欲望與行動力。
十月一日，為數不少的行動者計劃阻止特區政府於金紫荊廣場舉行的國慶升旗儀式，行動除了能與拒絕對話的梁振英碰個正面，也反映對中共政權的強烈不滿，結果卻出人意表──大會糾察隊比警察更有效率地瓦解衝擊行動，自發保護升旗禮，有行動者不滿上前理論，被告知「大會不能被說服，你倒不如收聲」；亦有大量網民以輿論施壓阻止，聲稱行動危險，不能得罪共產黨，恐防引出解放軍云云。媒體則重複放映司馬文於觀禮期間撐起黃傘的漂亮姿態。作家曹疏影提到：
『金紫荊的事，令我想起六四時往毛澤東像上扔蛋殼顏料的三個湖南青年。他們的口號是，「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他們當時是被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隊捉住，並懷疑是政府派來故意抹黑運動的間諜。後來竟然（！）也是學生組織將他們交給公安的。三人隨後被判重刑，當時舉國激憤，包括那些六四參與者。三人中的一個，在後來20年的監獄中反覆遭受折磨和侮辱而精神失常。我是2009年知道這個瘋了的人的新聞時才重新想起這件事的，當時祇覺得背流冷汗：為那些牢獄裡的細節；更為那些學生組織的作為；更為這三人比當時參加運動的大多數人、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走得更前的思想的反抗』。
七日，藝術家梁噢攝得兩名年輕糾察隊員舉牌展示印上「請勿嬉戲」與「請勿在示威場地表演及嬉戲(‘’Not A Good Time’’ please don’t play music and fool around during demonstration.)」的標語；我有學生帶結他上街，彈唱自己作品時也被禁止(被勸告只能唱Beyond的歌)；旺角佔領區市民自發的電音派對，也被多人禁止，網絡反應以責罵居多，或被扣上「左膠」帽子(左膠一辭源於指責過往曾協助宣佈解散遊行示威的左翼份子，後來右翼用以攻擊非本土優先、提倡保障新移民福利等等人士，最後左膠變得更加含糊，只廣泛地用以描述不合己見的行動者，可以看到行動者互罵對方是左膠的奇怪畫面)。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起碼從運動初期觀察所得，於同一空間內有多類截然不同的佔領行動在發生，而彼此依賴的情感動員可能是對抗地存在；又或者，透過觀察參與社會運動羣體的情感與氣氛，我們能找到參與者如何理解運動本身為何物的綫索。甚至乎，社運場合的情感與氣氛能影響我們如何去思考政治活動最終究竟是甚麼。
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Hymes)利用語言溝通民族學(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分析所謂的語言羣體(speech community)，把SPEAKING看成是不同語言的元素：場景(scene)、參與者(participants)、 目的(ends)、行為程序(act sequence)、語氣(key)、 手段(instrumentalities) 、規範(norm)與及類型(genres)。籠統地說，在社運場的場景中，縱使存在於同一空間，我們也可以因應不同目的、語氣（亦即情緒)、規範等等分隔成不同的語言羣體，與及產生不同語言羣體之間的誤解。雨傘運動當中不同的規範和目的與相關的氣氛與情感可有甚麼關係？或者簡單地說，目的差別亦等於我們需要不同的情感載體，即是我們需要不同的藝術行動與音樂活動。運動中常常聽到口號「勿忘初衷」，這個初衷當然就是上街的主要原因。好多人把「我要真普選」說得響亮，可能不只是追求基本的公民權利，而是相信選票是中共陰影下的唯一出路；在這樣的認知底下，「普選」成為我們排解所有焦慮的出口，不一定能與民主討論扯上關係，更有可能演變成寡頭政治(oligarchy politics)的獨有養份。
樂隊 Beyond 的《海闊天空》在運動中躍升成為主題曲是個頗為值得探討的現象。作品寫於1993年樂隊遠征日本之時，面對牢固的日本市場感到失落，在霧裡「分不清影蹤」；歌曲發表後不久，作者黃家駒意外逝世，專輯成為絕響。音樂以典型慢版Power Ballad 為骨幹，由安靜發展到澎湃激情的結他獨奏。Power Ballad 大多哀傷煽情，著重敘事(narrative)，說教(strophic)，是70年代搖滾巨星的感性面產物。《海闊天空》營造的孤單失落，與及有才音樂人死亡的現實悲劇，或多或少能盛裝港人回歸後積壓下來的沉重哀愁。但我總會猶豫不唱，一來覺得「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是昂山素姬、馬丁路德金或李旺陽等等級數人物才配唱的，筆者投入社運才不過十多年光景，實屬小菜一碟；二來我會懷疑音樂營造的悲天憫人氣氛是否適合當前努力求生尋找可能性的運動基礎。在社運場合使用中快版與反拍(upbeat)的音樂與行動力有相當關係，因為節奏速度是調製情感的最有效音樂元素。人類天生會對應音樂節奏速度產生普遍的情感反應，粗略而言高速節奏可以產生快感，愉悅，憤怒等，人會想動起來；較慢的會是憂鬱，恐懼等；中版則傾向舒服(pleasant)。而反拍音樂(像Jazz與Reggae）因為與舞蹈文化同步生成，因此我們聽Bob Marley的《Get Up Start Up》有上街的衝動並不是只在於歌詞和作者身份的影響，身體也同時在被召喚。社運歌當中也不是沒有例外，例如黑人歌手Lead Belly因被控謀殺，向法官求情減刑時唱的《Goodnight Irene》，也成為後來黑人平權運動會唱的音樂，但也與流行曲相距甚遠。
香港樂隊有個常用「理想」「自由」等字眼的習慣，不管是獨立還是主流，也不管作者如何蒼白，只要高唱自由理想就好像能夠打動人。朋友戲言，香港樂隊談的自由，其實就是玩音樂的自由，理想，就是玩音樂；玩音樂時，就寫理想，無限地輪迴，倒也不見詞窮，長寫長有。當然推動這股創作動力許多時就是階級上移的欲望，自由與理想也是暗示。在香港主流統識之中談獨立音樂有兩個意思，一，是階段與階級性的，意味著這個獨立源自不受主流媒體關注，是進入主流市場前的踏腳石；二，是姿態上的，是個能賣錢的形象考量。我們用獨立去形容真正獨立的音樂人好像總是詞不達意，真正有心把音樂與行動連結，不觀望流行市場的獨立音樂圈比較像是撤離(exodus)多於獨立。我常懷疑在香港的主流文化圈內打滾的人到底能不能夠真實地反建制，能否真的暢所欲言。這麼多年，我們就這樣被三間廣播電台，兩間電視台，一個紅館來定義演藝圈的表達自由。我喜歡觀察每次「毒品事件」後激起的輿論，平日無論形象如何反叛搖滾也好，一要表態時卻沒有人夠胆去討論音樂文化與藥物的關係，或說一句「大麻合法化是世界的大趨勢」。現在更加是難逃劫數，在文化娛樂發展都以中國市場為大方向，本地樂隊會參加「中國好聲音」的雜技式歌唱節目，說自己來自「中國香港」的時候，講良心話的人也要有被龐大市場杯葛的覺悟了。
集會人士要因為「愛自由」引發的佔領行動，而要廣大市民「原諒」的羞愧感，也未必能夠通過合唱悲劇音樂而得到釋放。許煜提出「中國式管治便是要令人覺得羞愧」， 我們相信在集會之中的禁欲主義能與媒體結合成一股道德感召力量，可是換來的就是形式上絕對的行為潔癖(不准嬉戲，或其他扭曲的公共秩序)。他反問但到底誰應該感到羞愧呢？「那些造成今天社會不公義、不平等的獨權階級，還是上街的朋友們？」。回應羞愧感的方法大可參考經年的同志平權運動──提倡驕傲(Pride)作為羞愧感的鏡像對立情感，而愆生出的遊行嘉年華其實不無道理。尤其面對目的難以在短時間達到的示威活動，情感除了能成為維持社會運動的能量，情感也是目的本身。雨傘運動早期的確掉進軍事式的動員模式：由領導階層策劃行動，崇尚個人崇拜，有單一議題訴求；因此確實限制許多佔領區內的活動，如搞派對、踢足球、打乒乓球，甚至乎打麻雀、打邊爐(吃火窩)。但以單一訴求為主的佔領運動無法(或刻意避免)停止政府運作，運動預想中能影響金融經濟的政治籌碼也被港股的升勢推翻，運動無可奈何地拉長，卻進化成另一種更副人性的佔領(與解放)運動，令早期看似瘋狂的舉動，後來都變得非常重要。
故事人雄仔叔叔在10月24日寫道：「有一個晚上，在夏愨道天橋下望，跟身邊朋友說：不枉此生。朋友年青，她看著我，不解，我指指眼下那世界，說：無政府真是可能的。互助、無私，並為此而快樂，內心滿足，是最難能可貴的秩序。莫忘初衷，這是我的初衷。把想像變成真實。守住想像，踐行真實。」如今看著在佔領區出現的自修室、風力發電機、廢物回收站、藍色的天空，或者此時此境就是檢討政府、民主與選票到底是甚麼的好時機。讀大偉格雷拍伯（David Graeber)的《為甚麼上街頭？》可以理解到美國的選舉進程如何出賣真正的民主精神，與及他全程參與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如何跳出運動為提出訴求的局面，是真正的民主示範(demonstration)。以書中的例子，與普遍有公民投票制度的歐洲各國當前情況而論，在追求實踐民主的進程當中，普選也只是「袋住先」的方案。回想2011年的佔領中環，或許的確是走得太前，亦因為在香港直接嘗試挑戰資本主義都是非常困難與小眾的事。雨傘運動確實以選票、抗共作為動員意志，與全球正義運動的無政府、全球公民的理念的確大相逕庭，但用格雷伯的理論框架作出分析，無政府主義正是要自覺地抵抗一切先鋒主義(Vanguardism)，以預兆式政治為行動依歸──行動本身就是未來社會的樣貌。或許，上街的理由不是最重要，打開了的門才是。
雨傘運動震撼了每一個香港人，可以預視的是每個人都需要大量時間去沉澱與思考。書寫的時候，運動仍持續火熱，如學者許寶強所言運動真正激進是因為參與者在不斷學習與進化，故文章只作略述。傘下的新秩序把香港人多年的龜裂狀態徹底暴露出來：階級的分割，民化族群的標籤，左翼與右翼的意識型態，世代的失語狀態，恐共的，媚共的......可能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的不統一都不是最重要，佔領行動中的共同行動決策過程意味著我們必須假設並接受不可能有意識型態的統一，但以行動的逼切性作為達成共識的基礎。約翰密爾(John Mill)在《論自由》寫到：
「感知、判斷、分辨之情、心智活動、甚至道德偏好，種種人類智能都只在選擇之際才算有被運用到。因習俗而行事，就等於沒做選擇。這種人在好壞的分辨或喜惡上面都沒有作為。而人的心智與道德智能就像肌肉一樣，要有鍛鍊才有改善...凡是允許世界或其周遭替自己做人生規劃的人，只需要具備猿類的模仿能力即可。唯有自己替自己選擇，才算有用到全人智能。」
攻擊左膠，然後左膠向右膠還擊，也只是互相抵消行動力的膠界大戰，香港的果實，是苦是甜，還是共享。雨傘運動的影響必定長遠，好可能徹底改變港人習慣的示威模式，筆者常提到所有進步運動必須借鏡同志運動，它進步的速度、感染力、內藏的勇氣、去羞恥化、彼此賦權、複雜情感的轉化，都是珍貴的課。最讚的，是許多支持同志運動的人本身並不是同志；其他議題真的落後許多，還是喜歡劃界、還是要喊甚麼「我是香港人」。或者後雨傘的思潮能讓我們把想像力解放，或者將來的七一示威不用再有大台，不用再有遊行終點，不需要再叫大會口號，大家能為實踐水平式決策作好準備，然後在行動當中創造香港的未來，那個我們仍然沒有能力言說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