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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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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周記:我們到底要甚麼?

編輯室周記:我們到底要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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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Gundam Lam)

反國民教育科運動三周年了。回想起大概三年多前,正在蘊釀著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時候,筆者在香港巧遇來自北京的梁曉燕,她問了我一句:我在香港看到許多「反對」,聽到許多「不要甚麼」的聲音,但是,香港社會到底要甚麼?

曉燕大姐質問香港的「反對」文化,在香港如今的政治形勢中,很容易讓人誤解。例如,有人會可能覺得,她跟梁振英等同一鼻孔呼氣,指責香港人有破壞沒建設。也有人會滿足去年佔領運動的訴求回答,我們就是要「真普選」,可北京不給我們。這些回應其實誤解了曉燕大姐這個提問,只要對她有點理解,應該知道這個問題的深意。

如果有看過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中曉燕大姐的訪問片段,她分享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以及對學生、學運及中共的針砭,令我印象難忘。自89年後,她積極從事中國大陸的民間及公益團體的建設工作,在體制的縫隙找空間。她既拒絕成為體制的一部份,亦努力嘗試不把自己變成中共的倒影鏡像,不以玉石俱焚式的反對者姿態從事工作。然而,這樣的溫和姿態,仍然屢遭打壓,習近平上台後的形勢更惡劣,她個人也面臨更大壓力。因此我猜,她當日問的這個香港問題,正是始自她的大陸經驗:香港有比中國大陸大得多的公民自由空間,我們除了有權說「不」之外,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

就以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為例,我們成功打退了這個科目,又衍生了一種時刻提防監察無處不在的國民教育,以至所有「大陸化」的意識,甚至協助催生了某些要「去中國化」的本土派。然而,面對這個我們甩不掉的政治經濟兼文化的「中國」,除了「反」及「去」之外,我們積極及進取地創造了甚麼?回應了甚麼?

讓我舉一個例子,我前陣子看到台灣一家商營機構有一個「創意遊中華」的計劃,資助年青人到中國大陸作另類旅遊。其中有一對台灣屏東姐弟的提案最令我印象深刻,她們計劃去東北瀋陽,重訪外公當年遠赴滿洲國--另一個日本殖民統治地區--的生活點滴及歷史痕跡。這個提案發自家族記憶,又跨越國族界線,追尋台灣昔日的身世。我在讚賞這家公司及兩姐弟的創意之餘,我又感到有點慚愧,這樣的實踐在香港實在太少了。我們日復日批評那些所謂「洗腦」內地交流團(其實「洗腦」作用有限,但製造勢利犬儒的態度卻有餘),可是,我們有沒有像這對姊弟一樣,重訪自己的歷史,創意地、批判地認識及回應深圳河對岸的國度?

在重重政治挫折之中,香港,特別是泛民支持者,陷入了一種比三年前更深的「反對」文化,而且,「反對」的對象甚至固定化為中共,有時甚至變成抽象的「中國」。最極端的莫過於一位近年冒起的「反共義士」(同時也是反蝗義士),早前電台主持人問他到底如何「反共」,答案竟然是喚起更多人「反共」。我不禁想問,若真的更多人像他那樣嘴巴嚷著「反共」,或投票給這位「反共義士」,那麼,這樣到底要建設一個怎樣的香港社會?又或者換一個更實在的問題,政改沒有寸進,特首還是小圈子,建制派還是穩佔選票半壁江山或更多,我們該做甚麼?還是只能向著對家喊「反對」?

我想,這樣的問題在佔中之後更加迫切,所以,才有朋友提出「社區公民約章」,提出眾多社區為本的理想與訴求。我不知這個有點「文青」味道的運動,是否有吸引力。不過,活在一個愈來愈專權的資本主義巨大陰影之下,我們不只需要及能夠說「不」,還有需要及能夠創造我們的理想民主生活。

除了梁振英還是按捺不住要向曾德成動手腳,不少香港政治戲碼也要放暑假了,讓我們好好地思索一下我們到底要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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