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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所謂左右之爭，很多時並不涉及社會經濟立場。
有時，這是關於如何看待社會變革的課題，這包括變革的時間、手段和目的，以至涉及變革的主體是誰等眾多判斷。
如果你傾向認為當下並非革命時機，不選擇立即起事，因而採漸進式路線，着重轉化和教育，以相對節制的方式行動（如非暴力式佔領），也就很可能給罵離地、無用或左膠。
這種來勢洶洶的批評，叫我想起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Berlin）所探討過的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運動。首先，民粹主義不同於民族主義，它不相信俄國民族具有一種獨特性格和命運，也跟馬克思主義者有別，後者認為民粹論者即使政治本能正確，但卻缺乏對於社會的科學分析。
民粹主義者界定的人民，有一重要特徵，就是所謂未受腐化的人民（在當時是指農民）；而且，他們近乎一致認定國家的社會結構「過時」，是阻礙人民獲得自主的毒物和誘因。因而，只要將之一舉摧毁，罪惡的社會便重獲新生，單純質樸的人民也獲永久自由。
問題在於，何謂未受腐化的人民呢？假使普通人一時間未能接受民粹分子的激進目標及手段（如暴力革命），甚至拒絕他們的誘導，該怎麼辦？伯林問道：民粹主義的行動派又可以忽視普通人的願望到什麼程度呢？
此外，當時民粹主義中的激進派就深深不信任知識分子和那些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人民，並指摘他們不斷錯失革命時機，叫政治太舒適，麻痺反抗意志。
如此這般，革命事業將由誰推展？答案是訓練少數職業革命家，讓他們傾力奪權，嘗試立即起事，他們並相信，只要向群眾解釋他們何以不得不革命，群眾就自然會參與革命家的組織。
然而，這套想法放在100多年後的今日香港，既離地萬丈，也極之排斥。民粹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太強調自己心目中的一元人民，從而看不見人民之間的分歧，以致漠視社會本身的多元複雜性，因而，表面上高舉人民旗幟的民粹分子，實質卻是高度排斥人民，因為他們過分沉迷於以一刀兩斷的方式，劃分出腐化分子和未受腐化的純樸人民，最後，簡化掉政治變革的種種難題和判斷。畢竟，腐化與否通常只是幌子，問題遠遠複雜得多。
原刊於今天明報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