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在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檔案》裏頭，他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來自英國的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着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裏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夏拉」，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夏拉」，身為藝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換取這在很多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着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自己的接頭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訊息？「米夏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很容易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加頓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加頓艾什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夏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加頓艾什是英國人，這個身份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慧眼地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加頓艾什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復到留學生的身份；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份（誰沒有好幾個身份？誰不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頓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裏頭，他們還會把加頓艾什替之撰稿的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加頓艾什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化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加頓艾什在《檔案》這本書裏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就像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東歐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盡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着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秘的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荷里活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所顯示的，這本書裏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以及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加頓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是否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能把背叛和出賣看作是德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法律當前，孔子居然鼓勵一個王者應該帶着殺了人的老父逃亡，因為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價值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