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Gundam Lam
今日，黃之鋒一篇《民主運動出路 建構第三勢力》為題的文章於明報刊登，指香港民主運動出路在於能否「建構一個擁有社會動員力的第三勢力」。那麼，他是指政治光譜上的第三勢力、民主運動路線上的第三勢力還是獨立於建制及社運外的第三勢力呢？
動員力的迷思
黃之鋒提出要建立第三勢力的原因是因為政黨只為年底區議會的選票及政治版圖著想，而忘卻了領導民主運動的初衷，「造成民主陣營的落差和失衡」。其實此言非虛，也道出了現時民主運動力量怎樣消亡。但問題是，這現象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早於雨傘革命前夕已呈現。以公民抗民式的佔領，去爭取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普選，到政改議案的落幕，靠的就是公民社會及普羅大眾的覺醒，老早不是政黨的勢力範圍。
如果黃之鋒不認同政黨的行動而提出政治光譜上的第三勢力，以求立於泛民及建制陣營之外，那麼與激進泛民、湯家驊的支持者乃至溫和的中間路線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呢？
又如果黃之鋒不認同政黨應該主導社會運動，認為應以群眾包圍政權的形式發展，那麼與雨傘革命那樣訴諸群眾表達意見的大型社會運動有何分別？所謂的範式轉移在哪？而與《香港革新論》那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思維有共通的地方嗎？
再如果黃之鋒認為是要摒棄社運，杯葛建制而去建立在社會動員力上的第三勢力。那麼他的動員基礎是什麼？畢竟他沒有議席也沒有智庫支持。
事實上，所謂的第三勢力本為一個打破二元，以否定兩者為基調的思維空間；只要不認同雙方都能加入，多數為中間派（有時是激進派）。可是，以反對否定現存路線去提倡、整合及調整路線則更需要群眾的支持。新一批的群眾力量在哪呢？如果以上屆立法會沒有投票的百多萬選民為對象，那背後的刺激又是什麼呢？
香港第三勢力的生存空間
讓我們檢視黃之鋒所說的第三勢力於建制、智庫及社運上的空間。
歷史上我們的確可以在歐洲看到扎扎實實的第三勢力。不過如從香港制度上看，黃之鋒所說的第三勢力在主張、願景及路線上如何與現有傳統黨派區分出來？香港人是現實的，要判斷是否屬於第三勢力，多數人的理解在參政上的話語權（議席）及行動（動員力）上。故此，意識形態上的第三勢力往往不是具備真正實力的第三勢力，充其量只是某個現存派系的附庸或潛在分裂者。
由此路進，第三勢力往往與政黨政治結合。若回歸香港的政制中，在未有政黨政治的情況下，最高的權力集中在特首，而他又不是任何黨的黨魁或領袖時，基本上已排除第三勢力的存在。因為制度只會形成與特首合作的「在朝」及不與特首合作的「在野」兩派，而沒有與特首有不同政治主張但又能與特首合作的政黨－特首不需要也要不了。要突破此種壁壘分明的形勢，則要顛覆一般理解，在社運（抗議勢力）及智庫（縫合勢力）中尋出路。
可是智庫一途在黃之鋒身上找到痕跡嗎？要成立智庫，一般而言，需要集合中間派人士。而且，很多時要靠個人魅力，去說服一些略有不同立場的人士加入，再加上學者、專業人士的加持下才能萌芽。黃之鋒在建立智庫上本錢遠遠不夠。
社運方面，先不談黃之鋒常說的範式轉移為何物；他提出的「公民運動需要自己的『政治議程』」其實就已經走不出社運的框框。他所提及的政治能量及社會影響力目前仍集中在公民社會裡頭，而非智庫或建制。再者全民制憲、建構香港民族認同、華夏邦聯的構想、革新論及自覺自主自決自治其實都涵蓋不同面向，從民族、文化、身份認同到公投自決都有，如何將社運力量及本土力量結合才是有效改變香港前途的重點。
建立香港人主體性
從意識形態上來看，所謂本土、泛民、建制甚至左翼人士最大分野就在於如何及怎樣詮釋香港的定位。本土派人士會認為香港乃獨特的地方，有自身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他們有不同程度的是否承認中國或中共的取態；但最低限度他們也要求港中區隔。至於港中區隔、抵抗文化及經濟侵略、身份認同等則均指向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即香港不從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故此，要能在泛民、左翼甚至建制的支持者陣營中爭取最大的支持，就要考慮如何改變他們的主體性。和建制派不能講港中區隔，但要跟他們說港中區隔對中國的好處；和泛民不能講政治，反而要改變他們，使他們在地區真心做好「區政」；和左翼人士不能講宏觀的香港價值，要爭取他們從歷史出發重新建立身份認同。
這種多元、多點、多面、化整為零的動員，配合革新論等的政策想像，才能構成一股力量，去推動民主運動的方向。因此，無論是代表城邦自治的城邦派、代表香港民族認同的學苑及時代思進、代表嶄新管治理念的革新論及代表公民抗命的黃之鋒等人，最大的公約數在如何共同擬定能徹底改寫香港前途的議程。
所以第三勢力的建立，在筆者看來是虛的；溝通，才是實在的。